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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绿肥的战斗在校长的一声令下打响了。校长是在早读课的时候宣布这个命令的。

那时候，我们吃过早饭，就背着书包到了学校。

离早读课时间还早着呢。没有哪个傻瓜愿意在这个时候坐到教室里气闷。于是，我们就在操场上疯玩起来。男孩子玩打野战、弹珠子，女孩子玩跳橡皮筋、踢毽子——当然，我们的房子还远不止这些呢。

正当我们把操场玩得尘土飞扬、喧笑洋溢时，值日老师就来了。

值日老师用红绸带在脖子上挂了个哨子，威风凛凛地把哨子咬在嘴里，冲着我们“哔哔”地吹。

我们就急急忙忙地扔了游戏的道具，一溜烟往教室里跑。留下那些道具的主人，慌慌张张地拾掇。待他们怀揣着游戏道具，“乒乒乓乓”冲进教室，我们的早读也就开始了。

班长或学习委员就带头读了起来，我们手里虽然捧着书，眼睛却并不看书，仰着头跟着读了起来。我们拉长声音，唱歌一般“咿咿呀呀”。我们其实不知道自己发出来的声音是什么意思，一边没心没肺地唱着，一边还拿眼睛贼忒兮兮地四处张望，眼光与另一个同样贼忒兮兮的家伙的眼光相遇时，彼此都要笑一笑，笑的时候，嘴里依然跟着大家咿咿呀呀。更多的时候，眼睛透过窗户看着外边的操场。刚才还人声鼎沸的操场忽然间就沉寂下来了，被惊动得漫天飞舞的尘埃重归沉寂。只有那一排由于泥土被我们踩踏得铁硬铁硬而永远也长不大的九里香半秃着枝叶，歪歪扭扭地呆立不动。那两株巨大的香樟树和广玉兰，却慈眉善目地把操场遮蔽得阴凉阴凉的。

还有成群结队的麻雀，毫无理由就霸占了我们的操场。它们在树枝间“叽叽喳喳”地呼朋唤友，它们的叫声很轻佻，很得意，分明是在气被关在教室里的我们。它们居然还肆无忌惮地在操场上教它们那些嘴角嫩黄嫩黄的孩子们练习飞行。

亮灰色的蜻蜓也赶来凑热闹。它们是来表演飞行特技：停在空着一动不动，好像是被什么惊动了一下吧，整整齐齐倏忽一下就不见了，几秒钟之后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一动不动地停在空着。

偶尔有教师家属圈养的鸡鸭什么的，逃逸出来，满操场乱跑。就有教师的老婆穿着肥大的睡衣睡裤，两只大乳房一颠一颤地追得鸡鸭“咯咯嘎嘎”地叫。

这时候早读的电铃就铺天盖地地叫了起来。电铃时而“叮叮”脆响，时而“噗噗”闷叫，就把语文老师给招来了。

语文老师是个留短发的中年女人。她的那种发型，我们称之为"瓠漏鸡"，还编了儿歌唱道：“瓠漏鸡，担笊篱，没人买，满街啼。”语文老师永远板着一副凶脸孔。她人长得其实一点也不难看，只是满嘴的牙齿看起来一点也不白，于是就被我们暗地里叫做“乌嘴齿”。

“乌嘴齿”老师就很生气。她操起讲台上的小木棍，把讲台桌敲得“劈劈啪啪”响，敲得我们全班都哑了。“乌嘴齿”老师就瞪着她那挺好看的丹凤眼吼我们：跟你们说过一万遍了，不许唱读，不许唱读。你们偏唱读，偏唱读！眼睛要看着书，你们偏不看，偏不看！

我们就急忙把贼忒兮兮的眼神收回到课本上，刚又“咿咿呀呀”起来，“乌嘴齿”老师又把我们敲哑了。她恶声恶气地说，今天不早读了，到操场上集合。

我们就“轰”地一声，全涌到了操场。

除了一二年级小屁孩，三年级到五年级的学生全到了操场上，黑压压一大片，按照出操的队列站着，照例“嘤嘤嗡嗡”地响成一片。

几个年轻的老师在走廊上放了一张课桌，把扩音器、话筒架在了课桌上。校长就来了。

校长满头白发，矮小、敦实、肥胖，腆着个硕大无朋的肚子，一脸整肃地站在了我们的面前。

校长拖着从扩音器里接出来的长长的黑黑的电线，“噗噗”地吹了两声话筒，然后又“吭吭”地咳了两声。这些声音从高音喇叭里传出来，震得我们耳朵“嗡嗡”直响。

看到这种阵势，我们知道我们又可以不用被关在教室里上课了，我们又可以到校园以外的广阔天地去撒野了。

果然让我们猜中了。校长宣布，全校除了一二年级以外，其它年级停课半天，到野外去积绿肥，支援农业建设。

我们欢呼起来。校长接着就强调积绿肥的伟大意义，积绿肥过程中注意纪律、注意安全什么的，谁还听那些！单等校长宣布解散，“乌嘴齿”老师给我们分工之后，我们就兴匆匆回家拿了镰刀、柴刀、畚箕之类的工具，回到学校集合了，就排着队列直奔野外。

秋日的野外是多么的迷人啊！空中来来往往地飞翔着许许多多鸟儿，除了燕子和麻雀，我再也说不出第三种飞鸟的名字。它们的叫声从空中一泻而下，吸引着我们歪着脑袋，仰着脸长时间地注视着它们优雅地掠过长空的矫健的身姿。正是闪着绿光的晚稻抽穗疯长的时节，整齐划一的田畴间弥漫着稻花淡淡的香味。一望无际的旱地里，向日葵的花盘里已结满了灰黑色的籽，这使得它们再也举不起年轻时轻佻的脑袋，随着天上的红太阳瞎转悠。于是天地间就静默地站立着无数低头沉思的黄色的家伙们。三三两两的粉蝶出没于这些心事重重、心无旁骛的家伙之间。永远也听不够田间的蛙鸣，在“唧呱唧呱”响成一片的乐章中，间或插入“咕嘟”一声鼓点般的脆响，悦耳如音乐；时不时就有蜂儿“嗡”地一声在你的耳旁一掠而过，那悠长的余韵地让人觉得心惊胆战。

这个时候，大鹏就那样闯入了我的注意。

“你看那番薯藤，为什么有的是绿色的，有的却是紫色的呢？”我问我的闺蜜。

“那是不是番薯啊？”我的闺蜜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

我不禁为自己能够认出那纵横于畦沟之间的藤蔓是番薯而感到沾沾自喜。

“绿的是‘新种瓜’，紫的是‘二十白’。”

其时，大鹏正弯着身子，用一把银光闪闪的镰刀，割着郁郁葱葱的柳蒿，然后，整整齐齐地码在地上。他的头上扣着一顶簇新的竹笠，上面的箬叶的绿色还没完全消褪。竹笠只在后面系了根细绳，套在后脑上，固定住竹笠。风从大鹏的前面吹来，将竹笠掀起来，他就急忙用手抓住竹笠的前端往下拉。

只有最土气的农民才戴这种竹笠，我头上戴的帽子才是 的东西，它是父亲特意为我的这次参加积绿肥劳动而买的。这是一顶用细竹篾编成的精致的遮阳帽，在帽檐的上面印着红色的毛泽东字体的字：为人民服务。另一边固定着一朵用紫色的绸带缝制的蝴蝶结。

木讷寡言的大鹏就那么接了我的话茬。

我平生 次深深地看着大鹏。我没有发问，只是用眼睛期待他往下说，期待他为我解除心中的谜团。

“绿的是‘新种瓜’。‘新种瓜’的瓤是黄色的，很好吃。生的吃，还是煮熟了，都很甜。‘二十白’的叶子是紫的，它是白瓤的，不好吃。”

大鹏不敢拿眼睛看我，他低着头，一边割草一边自言自语一般地说。

“不好吃还种它干嘛？”

我蹲下身子，用手拔草，轻声地问。我还是没有工具，父亲不让带，要向邻居借，麻烦。父亲说，用手拔一些青草，意思意思就行了。

那时候，我们女生是不和男生说话的，会招同学笑话。我们跟男生之间的阵线是十分分明的。跟男生同桌，课桌的中央都必须划一条“三八”线，以表明自己坚决不妥协的态度和立场。但这时，我忍不住要跟大鹏说话了。而我只能装作低头拔草，压低声音跟大鹏交谈。

“‘二十白’是用来洗番薯粉的。‘二十白’洗出来的番薯粉比‘新种瓜’多。”

“番薯粉怎么洗？”

“把‘二十白’切成丝，装在箩筐里。在大楻桶的上面架两根扁担，把箩筐放在扁担的上面，往箩筐里淋水，那流进楻桶里的水就变成乳白色的了。放上小半天，那水就又变得清了，楻桶底部沉淀下来的就是番薯粉。”

“所以叫做淀粉？”

“是的是的。”

大鹏抬头冲着我笑笑。他的脸有点长，有点消瘦，很黑，牙齿特别白，闪闪发亮的白。

“你去挖一条‘新种瓜’好不好？”

“还没有头呢。”大鹏丢了一眼番薯地，“番薯藤才尺把长，哪里来的头？”

“是不是要等很久才有头？”

“嗯嗯。等番薯藤把整块地遮得严严密密，番薯就有很大的头了。番薯藤在地上爬的时候，还会生根，这根叫做‘偷吃根’。‘偷吃根’会生出小番薯，那才叫好吃呢。”

我饶有兴趣地看着大鹏。

“‘偷吃根’生出小番薯比大拇指大不了多少。煮熟了，晒个半干，那是 吃的，比‘福州糖’还甜呢！”

“福州糖”我是知道的，街上一个一分钱。小小的扁圆柱形，用纸张包着。两头拧成花瓣状。撕掉一头的“花瓣”，捏着另一头的“花瓣”用力一挤，糖就到了嘴里，“吱溜溜”地吸着，不咬碎，可以含上小半天，甜上小半天。

“可是番薯生了‘偷吃根’，头就小了，所以须得翻番薯藤。”

“翻番薯藤？”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翻一次番薯藤，把藤上有节的地方在土里生出来的根拔起来。这样就不会生‘偷吃根’了，番薯的头也就大了。”

“嗯嗯。”忽然之间，没了话语。我这才发觉，自己光顾跟大鹏说话，还担心着被周围的其他同学听见，心思根本就不在拔草上。我带来的畚箕里边，只有稀稀疏疏的几根草。

我的畚箕被母亲洗得很干净。家里头没有更好的工具，所以母亲一再交待我，不要把畚箕弄脏了，因为畚箕是用来盛食物的。

眼看着大鹏码在地上的一大堆青草，周围同学的箩筐、畚箕里也大都丰盈富足，我心里暗暗着急。我急忙抓住几棵青草，使劲地扯，却怎么也扯不断。咬咬牙再用力，到底扯断了，人却一屁股坐倒在地上。臀部被一块坚硬的土坷垃狠狠地硌了一下，钻心地疼，被我扯断的几根青草可怜兮兮地躺倒在我的身边。

偏生在这个时候，哨子响了起来。这是收工的信号。

这要是在家里，在父母身边，我早就哭出声了。可是在这里，我不敢。我急忙站起来，使劲地拍着屁股，心里觉得挺委屈的，就撇了撇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大鹏看了看四周，用很快的速度，抱了一大坨他割下的青草，塞进了我的畚箕里。我的畚箕立马就生动起来。

我动了动嘴唇，到底没有把一个“谢”字说出来，只是满心感激地冲着大鹏笑了笑，着急的心情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这才注意到，大鹏没有带工具来装青草。

大鹏轻声地说，他待会去随便找一根树枝，就可以把这些青草捆起来。

“树枝一折就断啊，怎么可以用来捆绑东西呢？”我好奇地问。

“树枝当然是一折就断，所以就不能折。得使劲地拧，把它拧软了，就可以捆东西啦。也不能像绳子那样打结，只能把两头合并起来再拧，然后塞在树枝底下。”

我根本就听不明白。也无法想象，树枝是怎么用来捆绑东西的。

“你捆给我看看？”我半信半疑地说。

大鹏环视了一下开阔的田野，说：“找不到树枝呢。”他努了努嘴。“那边有茅草，我去拔一些来，也可以捆绿肥。”

大鹏舍了镰刀，一路小跑到了那边，拔来了一小捆茅草。他在整理茅草的时候，摘下了两条细长的白色的草根。

“这是茅根。”大鹏把草根递给我，“你看它一节一节的跟甘蔗一样，我们常常拿它当甘蔗吃呢。”

“还真甜。”大鹏补充道。

我仔细地将茅根剔干净，小心翼翼地放到嘴里，轻轻地嚼了几下，齿颊间顿时就弥漫了草木的甘甜。

“茅根煎了吃，还是凉茶呢。”大鹏把茅草中不带根的叶子拣出来，扔到一边，“你要是有流鼻血的毛病，吃上一碗，以后就再也不会流鼻血了。”

“真的？”

“真的。”

我的表弟就有流鼻血的毛病。他喜欢吃巧克力，可是，几乎每次吃完巧克力，他都得流鼻血。这成了姨父、姨妈的一块心病，四处寻医问药，逼着表弟吃了很多药片，灌了很多中药，却一点效果也没有。

“那我们去拔点茅根吧。”我央道，“给我表弟吃。他很爱流鼻血呢。”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怎么央求起一个男孩子来了？厚脸皮！我在心里狠狠地骂了自己一句，觉得脸上热辣辣地烧了起来。我想我的脸是一定红到了脖子，急忙把脸扭到了一边去。

“今天没时间了，要收工了呢。”大鹏手不停地整理着茅草，“我下次给你带吧，要多少有多少。”

大鹏把茅草分成三份，我还没看清他的动作，他就把三份茅草接成了一股绳。他把这跟绳拉直放在地上，然后把码在地上的青草抱起来，成直角放在绳的上面，用脚踩住绳的一端，用手把另一端拧结实。再把拧结实了的这一端按在青草上面，抬脚踩住，把那一端也拧结实了。 把两端合拢，使劲拧了几拧，塞在绳的下边。他就这么令人目瞪口呆地把青草捆结实了。

“小小，小小，你快来看啊，这里有很多蝴蝶花呢！”我的闺密在不远处喊道。

我跑过去，看到了一条沟渠，沟渠里“叮叮咚咚”地流淌着清澈的细流，在沟渠的两旁，挨挨挤挤地开着许许多多蓝色的小花，那小花状若蝴蝶，异常美丽。

“哇，太漂亮了！”我夸张地叫了起来，小心翼翼地采了几朵，捧在手里。

“你瞧，蝴蝶花！”我回到自己的畚箕前，冲着大鹏扬了扬手里的花。

“那不叫蝴蝶花，那叫鸭跖草。”大鹏说。

“鸭跖草……”我还没明白过来，收工的哨子就又“哔哔”地叫了起来。

我们扛的扛，提的提，抱的抱，背的背，挑的挑，抬的抬，排着长长的队列，浩浩荡荡地回到学校。我们那不知是站着高还是躺着高的校长早晨在早读课把我们集中起来交待过，绿肥须得先拿到学校集中起来，然后跟大队干部联系，举行一个学校“支援农业建设，赠送绿色肥料”的隆重仪式，这才把绿肥郑重地送到生产队的田里，送到贫下中农的田里。

校长还说，到时候，生产队会派来很多板车，组成“绿肥运输队”，每架板车的上面都要插上一面红旗，迎风飘扬。

于是，整个操场上都堆满了小山一样的青草。这些青草已经完全断绝了生机，经过太阳的曝晒，逐渐失去了鲜活的绿色，呈现出死气沉沉的灰。

我们到底没能把这些绿肥送给生产队，送给贫下中农，让它们在支援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据说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和贫下中农拒绝接受这些绿肥。据说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和贫下中农拒绝绿肥的理由有很多，其中有两个理由被我们知道了，而其它理由被校方封锁，我们不得而知。

这两个理由是：其一，这些绿肥搁到田里其实并不肥，插秧前还要薅草，把田里的杂草清除出去呢，哪有反而往田里堆杂草的道理？其二，我们的绿肥中含有大量的叫做“猪母刺”（大蓟）的草。下田劳动是要打赤脚的，谁受得了？

那些堆得小山一样的青草，那些被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和贫下中农拒绝接受了的绿肥，就那么堆在了操场上，数日之后，就开始腐烂发臭，中人欲呕。更可怕的是，一场暴雨之后，酱紫色的污水四处横流，让人走起路来无处落脚，整个校园一片恐慌。

无奈之下，校长又是一声令下。我们捏着鼻子，苦着脸，发扬了愚公移山的伟大精神，把那座日渐消瘦的小山搬移到校外的垃圾场。那臭味十数日之后方始逐渐消散，惹得周遭的居民怨声载道。全校师生只好装聋作哑。

积绿肥运动虽然被演变成一场滑稽剧，但是对我来说，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它让我结识了大鹏。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大鹏就住在巷子里我家的对面他姑妈家里。我和他的交往就是从积绿肥的那天夜里就开始了的。

我们住着的那条巷子并不长，应该也就两个篮球场那么长吧。一端通向大街，另一端通向体育场。体育场其实就是一个足球场，和一条把足球场裹住的环行跑道。

早晨是经常有些人在环行跑道上跑步的。他们大都是老爷爷老奶奶。顶着一头白花花的头发，呼哧呼哧地喘着。他们原本就跑得比走路还慢，跑了一段路，就变成了慢走。他们的慢走比乌龟还慢，那才叫真正的慢。

在我的记忆中，却没有人在那块绿草地上踢过足球。两个红白相间的球门锈迹斑斑，从来没有挂上网，总是风雨无阻地呆立在绿草地的两端，形同虚设。

倒是那些绿草，虽然没有人养护，早已失去了足球场应有的平整，却一味地疯长，柔软而又繁茂，使得整个球场显得葱葱郁郁，生机勃勃。加之跑道的外围种植了一圈密不透风的桂树，这个早已失去球场意义的绿草地成了人们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正是桂花飘香的季节。

风中永远弥漫着桂花的香气。这种香气犹如旦暮间淡淡的雾气，若有若无，氤氲于天地之间，不招自来，挥之不去。

当我坐在绿草地和桂树之间的条石围成的栏杆上，晃荡着两条腿，中酒般地沉浸在如丝如缕的桂花香气中时，我忽然间看到了白天积绿肥时的那个叫大鹏的少年从巷子的尽头向我走来。

其时，天色刚刚黄昏，性急的路灯不解风情地次第亮了起来，消褪了即将开始的暧昧。绿草地中已有了三三两两饭后休闲的人们，一些情侣们席地而坐，或前额碰着前额，或后背靠着后背，喁喁私语，旁若无人。

那个叫大鹏的男孩子就那么裹着一团桂花的香气向我走来。他穿着一件土蓝色的短袖苎麻粗布衫，一条黑色的短裤，人字拖鞋在地上劈劈啪啪地响着。

这纯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巴佬的模样，要换在其它时候其他人，我会用鼻子去嗤他们。可是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了这个土得掉渣的少年，心中有了一份喜悦，有了一份温暖。

“哎！”我冲着他挥了挥手。

他在离我四五米远的地方站住了，嘴角挂起了一丝微笑。这一笑，他的牙齿就显露出银光闪闪的白。下齿中有一颗牙想是由于不齐整，刷牙时牙刷够不着，突兀地灰黑着。

我忽然间鼓起了勇气，用手拍了拍石头栏杆，几近命令地说：“坐坐！”

他犹豫了片刻，搔了一下自己的后脑勺，就走了过来，坐在我身边。我们之间，差不多还可以坐一个人。

大鹏很木讷，问一句说一句，就这“说一句”还结结巴巴。我就有点生气了。可是生气也没用啊，两个人一声不吭，就那么坐着，看着一对年轻的夫妇领着他们蹒跚学步的女儿在绿草地上走路。那可不是个学走路的好地方，那胖嘟嘟的小女孩走两步就跌一跤，爬起来再走再跌。

就这么干坐着，实在没意思得很。我只好不生气，逗大鹏说话。

大鹏说，他不是不愿意说话，而是因为他是山里人，说话带有浓重的口音，一开口，城里的同学就学他的话，让他觉得很自卑。我也听出来，大鹏的口音中至少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没有“ǖ”的发音。比如，他说“桔子”，就说成了“吉子”，“去”说成了“气”。

我也觉得大鹏的这些发音很可笑，可是我不能笑话他。

在我的逼迫下，大鹏紧闭着的话匣到底被撬开了。

大鹏来自于我们县里最偏僻的山区，他一直都在自己村里的有三个教师的学校念书。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伟大指示的召唤下，地区要举办中小学生运动会。县里头很重视这个运动会，要求各公社把 的体育人才选拔出来。大鹏的那个山里公社也举办了一次学生运动会，大鹏就是在这个运动会中，以 的优势，囊括了所有中长跑的 。他的成绩一报到县里，立马就惊动了县体委和县教育局。他们将信将疑，派两个田径教练进山一测试，顿时喜出望外。

大鹏就那么被抽调到了县里，参加了集训，他的文化课就寄在我们学校上，跟我同年段却不同班级。等明年四月份地区运动会结束后，他还回到山里。

大鹏原本是可以寄宿在学校的。有不少像大鹏这样从乡下被抽调上来集训的学生都寄宿在学校。可是，大鹏的姑姑不乐意，她硬是把大鹏弄到了自己家里住。

“你怎么那么会跑呀？”我问。

“其实没什么啊。我在山里，天天都在跑。我爹让我养了一群羊，羊不听话的时候，我就拿着小石子追它们，那些畜生跑得可快了，我赶都赶不上。”

“嗯嗯。”

“有一回，我看到了一只老大老大雉鸡。那是一只公的雉鸡，花花绿绿的，真是好看。那畜生也不飞起来，老是在草丛里钻——那叫‘雉鸡钻’。‘雉鸡钻’的速度是很快的——我就是不相信跑不过它。我追着它跑了很远很远，几乎都要累垮啦……”

“你抓住了吗？”

“没呢没呢。我猛地往前一扑，就抓住了那畜生长长的尾巴，可惜没抓牢。那畜生‘嘎’地一声飞起来啦，我只扯下了它的一根尾毛。”

“尾羽。”

“对，尾以。”

“尾羽。”

“尾以。那尾以很长啊。”

“呵呵。有多长？”

大鹏双掌相对，拉开距离，比划了一下。

“哇，那么长！至少六十厘米。”

“嗯。那尾以可漂亮了。上面有一节一节黑色的，还有红色、黄色、蓝色、绿色……”

我悠然神往。

“我如果回家的话，就给你带两根吧，家里有很多呢。都插在一个马蜂窝上，那马蜂窝是我看到的 的一个，有斗笠那么大。”

“不怕马蜂蜇你吗？”

“不怕。那马蜂窝就做在我家的屋檐下。我拿一条长长的竹竿，瞅准马蜂窝黏在墙上的那一条‘根’，使劲一桶，那马蜂窝就掉了下来。这下马蜂炸窝啦，‘嗡嗡’地叫着，寻找破坏它们住处的人报复呢。你千万不能跑，一跑就完蛋了。”

“啊？还不能跑呀！”

“有句话说‘躲蜂走虎下蹲狗’嘛。”

“啥意思呀？”

“就是说，遇到蜂，不要跑，应该躲着一动不动；遇到老虎就得拼命逃跑了；要是碰上恶狗，就要蹲下去，狗以为你捡石头扔它，就害怕逃走了。”

“嗯。”

“马蜂窝掉下来的时候，我急忙扔了竹竿，抱着脑袋，靠在墙上一动也不敢动。那马蜂围着我的身体转了几个圈子，就飞走了。只剩下不多只马蜂趴在蜂窝上急得团团转，因为它们的孩子都在蜂窝里头，还没孵化出来呢。”

“嗯。”

“就那几只马蜂我可不怕。我折了一根树枝，三下五除二就把它们打得死的死，逃的逃。我得了马蜂窝，用芒萁管把蜂窝里的幼虫全部剔除干净。拿回家，把雉鸡尾以插在上面，挺好看啊。我娘还把针也插在上面呢。”

“为什么要把针插在上面？”

“我娘说，把针插在蜂窝上，就不会生锈了。”

于是，我就很盼望那插在斗笠大的马蜂窝上面的有着黑、红、黄、蓝、绿各种颜色的雉鸡尾羽。

“你再说吧，我喜欢听。”

“嗯——还有一回，我在田野里看到了一只黄鼠狼，只有猫那么大啊。它看到我，转身就跑，我就一路追了下去。它跑得不会比我快啊，眼看着就要踩住它的尾巴了，那畜生忽然放了一个屁，很臭啊，把我熏得几乎晕倒。那畜生就钻进了麦地里，不见了。”

大鹏用手掌在眼前扇了扇，好像那股臭味还没消散。

“哈哈哈哈。”

大鹏陪着我也笑了几声。笑过之后，我们忽然间就没什么话说了。于是，我们就沉默了。

夜色降临了。流泻在草尖之上的虫鸣在不经意之间就嘹亮起来，愉悦起来，放肆起来。这种声音听起来似乎近在耳旁，其实永远跟你有一段若即若离，却无可逾越的距离。在某些时刻，当你无法忽略这种声音时，你会觉得这响成一片的天籁其实就发自于你面前的那一丛在路灯下闪烁着紫色光芒的凤仙花中。当你循声走去，向那那凤仙花俯下身子时，你这才发觉，那声音已经轻巧地跳到了更前面的那株胭脂花的白色的小花朵之间，你再追寻过去，它倏忽间藏身到金边美人蕉硕大的绿叶丛中了。这促狭的小精灵！

在这清风送爽的季节，在这虫声浮动的夜晚，十二岁的我，柔若无骨。

“大鹏。”

“嗯。”

“我要回家一趟，等我回来，好吗？”

“好。”

我惦记着父亲下午给我炸的那些芋头团子。父亲说，今天叶家大小姐为了支援农业建设，亲自参加积绿肥劳动，很辛苦，须得犒劳犒劳。他把面粉调成汤，加入葱和辣椒，然后用切成块状的芋头蘸了，放到猪油里炸。那油炸芋头金黄脆香，是我 吃的零食。父亲经常为我做，一次就炸上一大篮子。

我用箩子提着油炸芋头回到了大鹏的身边。

我相信，箩子一定是天底下最小的竹篮，还没海碗大呢，只是高了点。至少，我是没有见过比箩子更小的竹篮的，我那见多识广的父亲也没见过。

我在箩子里拈了一块油炸芋头，放进嘴里，一边把箩子递给了大鹏。

大鹏犹豫了一下，他没有接箩子，只是把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圈成一个圆，小心翼翼用指尖夹住一块油炸芋头。我听到了他“咕嘟嘟”吞咽口水的声音。

我把箩子放在我们的中间，我吃一块油炸芋头，就递一块给大鹏。

“我明天给你做一个‘蒲利包’。可好吃了。”大鹏说。

“蒲利包？”

“用棕叶编成一个袋子，把米装进去，放到饭锅里煮熟了。因为是吸收了番薯米的甜，所以特别香。”

“你会编吗？”

“会。”

“那你要教我编哦。”

“好。”

“我们现在就编？”

“不行哦。”

“为什么不行啊？”

“没有棕叶呀。”

“噢！对。嘻嘻。”

大鹏沉吟了一会，抓了一下后脑勺，说：“我姑妈家里没有大米，要不……”

“你姑妈家里会没有大米吗？那他们吃什么呀？”

“吃番薯米呀。”大鹏吸了一下鼻涕，“我姑丈是做农民的。他身体不好，腿疼，不能下地干活。所有的农活都是我姑妈做。连番薯米都吃不上，吃粮站买的回销粮。那回销粮有一股浓重的霉味，煮出来的饭黑乎乎的，真难吃。”

“你也吃吗？”我想象不出那是什么样的一种饭。

“有时也吃。”

“吃习惯吗？”

“习惯。我在家里也吃这种回销粮。我家和我姑妈家一样困难呀。”

“但姑妈不让我吃。”大鹏又补充道，“我进城的时候，我父亲挑了一担自家种的番薯米给我姑妈。姑妈在做饭的时候，锅里煮的是回销粮，然后在旁边放了一些自家种的番薯米。自家种的番薯米煮出来的饭金黄金黄的，虽然沾上了回销粮的霉味，但吃起来还是非常香的。姑妈给我盛了一大碗，又给小表妹盛了一小碗。我的小表妹才五岁，一小碗一餐也吃不完。她指着碗里剩下的饭，对姑妈说：‘娘，这饭留着晚饭我吃啊。’姑丈听了，就哽了喉咙，停下了筷子，垂着头再也吃不下饭。姑妈呢，就‘叭叭’掉眼泪。”

我的鼻子也酸酸的。

“哎呀，说这些干嘛？”大鹏醒过神来，责备自己。

于是，我们又没了话题。

夜色浓了。草地上安静多了，学步的，散步的都已离开，只有那对恋人还依旧没完没了地说说笑笑。偶尔还有那小伙子高亢的或那姑娘压抑着的笑声传进我们的耳朵，愉悦而又甜蜜。虫声唧唧，像是被扩大了无数倍，柔和地包裹着整个世界。

我们不再说话，仰着脸静静地看着在不经意之间就升到半空的月牙儿。那月牙儿把它背景上的夜空映衬得很蓝很蓝，又把它周围的云朵映照得很亮很亮。星星们远远地躲开月牙儿，在遥远的天际一眨一眨地闪着。

一箩子的油炸芋头在我的殷勤劝客下，不知不觉就被我和大鹏吃完了。

…………

第二日，我早早地站在大鹏姑妈的门口等着。他们家 个被我等到的是倒垃圾的大鹏姑妈，我把一个装着两斤大米的塑料袋子交给了她，要她转交给大鹏。等大鹏姑妈狐疑地接过大米以后，我挥挥手向她道别，就上学去了。

放晚学以后，妈妈穿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我趴在饭桌上写作业，大鹏叫开了我的门。他递给我一个热气腾腾的“蒲利包”，还有早上我交给他姑妈的那个塑料袋子，里边装着剩下的大米。

我有点急不可耐，费了不少的劲，才解开蒲利包外边的棕叶，一股草木的清香就弥漫在厨房里。我用筷子挑起那个有棱有角的饭团，急吼吼地吃了起来。

蒲利包简直就是我平生吃过的最美味的饭。有草木的香，番薯的甜，大米的糯，虽然里边掺杂了些许霉味，但我还是吃得满脸开花。

“别噎着！”妈妈边“乒乒乓乓”地炒菜，边数落我，“瞧你瞧你，饿鬼一般。你就不会等菜煮好了，等爸爸回来一起吃饭啊！”

“妈，不用菜的。”我嘴里嚼着蒲利包，嘟嘟囔囔说，“可好吃了！可香了。”

在大鹏把蒲利包送到我手上时，我就跟他约好了，今晚，在老地方，他教我编织“蒲利包”。

吃完晚饭，我心里就有点急了。但大鹏告诉我，他是早不了的。于是我只好心神不宁地做了一会功课，又没心没肺地看了几页的课外书，就来到昨晚和大鹏一起坐过的地方。

有一种鸟，在离我有点远的地方“布谷谷”地叫。我感到有点奇怪，都秋季了，怎么还有布谷鸟的叫声呢？

我觉得很无聊，也等得很着急了。几次都想到大鹏姑妈家里察看察看，到底没敢去。好不容易天擦黑了，大鹏这才手里拿着一把棕叶，施施然出现在巷口。

“不是布谷鸟啊。”大鹏说，“这是斑鸠在叫呢。”

我却不管它到底是布谷鸟还是斑鸠，我急着要学习编织蒲利包。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

“我煮饭呐。”大鹏在我旁边坐下，把棕叶放在我们俩的中间，“姑妈下地干活去了，很晚才回家。”

“你会做饭啊。”

“其实不会，是姑丈教我做的。我每天都要参加训练，主要是在下午。训练完回到家里时，姑丈正在煮饭。他大腿上生了一个很可怕的东西，连路都不会走。”

“生的是什么？”

“我姑妈说那东西叫‘管’，我也不知道这‘管’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姑丈的大腿上生了一个很大很深的窟窿，医院去换药。医生把昨天塞在里边的药纱布取出来，然后清洗伤口，然后再把新的药纱布塞进去。那药纱布是黄色的，一塞一大团。医生说，伤口会自己长肉，等长的肉把那窟窿填平了，姑丈的腿也就好了。”

“哇——”我惊叹。

“换药是很疼的，医院回来，都是脸色苍白，浑身衣服都被自己的汗水给浸透了。”

“哇——”我再次惊叹。

“我接过姑丈手里的活，让他坐着烧火。姑丈就教我，把水烧开了，把番薯米放到盆子里烫一烫，这可以减少番薯米里的霉味。然后用笊篱把番薯米过滤出来，放到锅里去，加若干水。姑丈一边烧火，一边又让我切菜洗菜，等我做完这一切，姑丈把小锅也烧起来，教我炒菜。”

“你真厉害，连炒菜也会了。”

“呵呵。我炒的菜还真好吃。不是太咸，就是太淡，有时候还会烧焦了。姑丈、姑妈还一个劲夸我炒的菜好吃。两个表弟却不客气，老是嚷嚷‘太难吃’了。”

“哈哈哈哈！”

我是耐着性子听大鹏说这些的。好不容易等他说完了，我就急忙让他教我做蒲利包。

大鹏拈起一条棕叶，撕成两半，去除中间的粗叶梗，对折。

“这叫‘棕篾’。”大鹏说。

“嗯。”我跟着大鹏做。

大鹏用三条棕篾打了个呈三角形状的底。这一点也不难，我很快就照着做了。然后，大鹏告诉我，每次每边编进两条叶篾，就算完成了。“蒲里包”是以棕篾的条数来计算大小的，因而有九篾、十五篾、二十一篾。通常“蒲里包” 也就二十一篾了，如果再加大一次，那就是二十七篾，棕篾就不够长了。

大鹏做了一个十五篾的，我也跟着做了一个。

做完之后，我才发现，就算编织这么个简单的东西，也有高下之分。大鹏编的平整细密，而我的呢，毛糙得很，叶篾与叶篾之间的缝隙简直可以穿过手指头。

我自嘲地笑了起来，心里却不服气，就再编了一次。这回自然是好多了，可是，跟大鹏编的还是没得比。

“多编几次，熟练了，就好了嘛。”大鹏这样安慰我。然后教我怎样把那些叶篾的头隐藏起来，留一个“嘴”，作为把大米装进去的通道。还装了一条用叶篾撕出来的带子，用来提着。

当大鹏捏出“蒲里包”的棱角时，我发现，放在我的掌心上的这个五个顶点、九条棱的用植物叶子编织出来的绿莹莹的小玩意，简直就是个完美的艺术品。

我把这个艺术品，摆放在父亲自己动手为我做的精品架最显眼的位置，直到干瘪萎缩得不成样了，还是舍不得丢弃。

那一次的军训有点滑稽。

在后门山上目连寺的旁边，有一个雷达站，那里驻扎着一个连的雷达兵。

雷达站离城大约四五公里吧。我曾经跟着母亲去目连寺上香，爬了一个多小时才到那里。在目连寺烧香敬佛是不能燃放鞭炮的，因为雷达站不允许。我站在目连寺大雄宝殿门前偌大的空地上，看着母亲虔敬地逐个膜拜着殿堂上的一群五颜六色的佛像。那些泥胎木偶的面目或慈悲或狰狞，令人在心存畏惧之余感到厌烦。

于是我的目光就越过目连寺雕龙画凤的屋顶，移到了绝顶之上的雷达站。

雷达站其实就是一个山洞，洞口涂着迷彩的颜色，很威武的样子。洞口是两边各站着一个荷枪的哨兵，他们一动不动的模样，跟佛殿里的佛像无异。

这么一想，我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

雷达站还有士兵影影绰绰地在活动。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些无所事事的家伙。像红军、八路军、解放军、 吧，他们要打敌人。而雷达站上的士兵们只会排着整齐划一的队列，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从目连寺一路跑步就进了城，然后在大街上“刷刷”地走着。男孩子们就一路小跑跟在后边，胆子大的边跑边用手去摸士兵们斜挎在后背上的闪闪发亮的枪支。我们女孩子就站在街道旁，注视着那些目不斜视的威武的家伙，由远及近地经过我们的面前，又由近及远地走向街道的那一端。

他们的帽徽领章在阳光下耀人眼目。

噢！我们终于可以和这些士兵在一起活动了。

欢呼雀跃的我们，按照“乌嘴齿”老师的布置，用旧报纸包住沙子，做成棍状的“手雷”，满满地塞在被清空了课本文具的书包里。

我们无需带吃的。因为“乌嘴齿”老师说，雷达站的解放军叔叔们为我们宰了两头他们自己养的大肥猪，还有一个个香喷喷的大馒头。

可是，那个深秋，老天爷却戏弄了我们这一群蠢蠢欲动的孩子。当我们准备停当，连睡梦中都急着要跨越目连寺的那条陡峭的山岭，飞到雷达站向解放军叔叔们学习杀敌本领时，翌日，居然“淅淅沥沥”下起了雨。

校长急忙用高音喇叭向我们宣布：军训活动推迟延后。

这简直是要了我们的小命，我们一个个像是被开水煮过了的茄子，蔫不啦叽。任凭“乌嘴齿”老师把讲台桌敲得山响，我们也提不起精神来上课。更可气的是，一节课还没上完，雨就停了。那一天，就再也没有下过雨。

我们又没心没肺熬过了乍晴乍雨的第二日。

第三日，太阳早早地就从厚厚的云层后边露出酒醉了一般的脸来，我们就早早地急吼吼地赶到了学校，果不其然，校长也急不可耐地宣布：今天到目连寺学习解放军去！

可是，这回须得自己带午饭了。

有消息灵通的同学说，前天解放军叔叔为我们宰的两头大肥猪，把每一个士兵吃得满脸泛绿，还有那些大馒头，直噎得官兵们个个梗着脖子打嗝。但他们到底没有像消灭敌人那样把这些食物完全彻底地消灭掉，只好把剩下的全部倒掉。今天，解放军叔叔再也没有心情为我们做饭了。也许他们的猪圈里没有那么多的猪，还有可能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面粉做大馒头。

虽然我们在满满一袋的沙包“手雷”之外又带了一袋五花八门的午饭，但我们终于可以出发了。

深秋的山野别有一番韵致。虽然少了一份春天里万紫千红的勃勃生机，却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熟。在路的一边，巴掌大的梯田层层叠叠，从下向上消失在山腰氤氲的雾气之中，湿淋淋的晚稻在风中荡漾着此起彼伏的稻浪，并借此将醉人的香味弥漫在天地之间。鸟雀们出没在稻浪之中，正在进行它们 的宴会。路的另一边，无数野黄菊花在颇有寒意的秋风中怒放，以它们亮而艳的颜色，将烂漫铺展到天际。

我们是一路唱着嘹亮的歌儿向山上进发的。可是我们的冲劲是决计不能耐久的。没有爬多远的山岭，我就觉得背在身上的挎包变得非常沉重了。尤其是满满地装着沙包手雷的那个袋子，似乎比刚从学校出发时沉了好几倍。背带勒得我的肩膀钻心地疼。

我觉得我再也挪不动脚步了。

更可恶的是，去目连寺的那条山岭堪堪爬了一半，就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

这是一场没完没了的秋雨，没有疾风骤雨那种色厉内荏的骇人气势，有的是不紧不慢的韧性，温存地飘呀飘的，把丝丝缕缕的寒气，慢慢地嵌入每个人的骨髓里。

好在父亲是有先见之明的。早上他就动员我不要参加这次活动，找个借口请假，理由就是今天肯定会下雨。可是我哪里听得进去？见我执意要参加，父亲就不再坚持，他为我准备了一件轻柔的塑料雨衣，现在刚好派上了用场。可是我肩上一左一右挎着两个包，无法把雨衣的扣子扣上，敞开的前胸的衣服逐渐地湿透，凉意就沁入了我的胸臆深处。

好在狼狈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有好几个境况跟我差不多的女生也是腿脚灌铅似的举步维艰，我们就远远地落在了队伍的 面。

该死的乌嘴齿老师，居然忘了派几个人高马大的男生来学雷锋，帮帮我们。她一定也淋了雨，而且雨水全灌到她的脑子里了。

我在心中暗骂。

有一个女生“呜呜”地哭了。

我也觉得我也要哭了，偷偷地察看了一下这些落伍者，发现她们没有一个不是哭丧着脸的，心里觉得平和了一些。脸上不断地有水往下淌，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泪水。

在路旁脱掉雨衣，更换一下两个份量悬殊的挎包，然后再披上雨衣，继续艰难地行走，如此重复了四五次，我们相互扶持，到底抵达了目连寺。

我的衣服基本上湿透了，前胸是雨水，后背是汗水，停下来之后，被凉风一吹，冷得直打颤。

目连寺的那些能预知未来的佛祖们一定也不会想到，在他们清静修为了无穷无尽的岁月的大雄宝殿上，居然来了一群和残兵败卒一般狼狈不堪的落汤鸡孩子。这些孩子有的低头甩着自己湿淋淋的头发，有的脱下外衣哗哗地往地面拧水，还有的卸下沉沉的挎包，苦着脸搓揉着自己发红的或者已经脱了皮的肩膀。他们一个个无不哭爹叫娘，如丧考妣。

两个目连寺的姑子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脸上画着无可奈何的笑容，只是一味地稽首合掌，大念特念“阿弥陀佛”。

正当我们把目连寺糟践成菜市场的时候，雷达站的解放军叔叔来了。

想当年，在旧社会的时候，解放军是劳苦大众的救星，不曾想今日却又成了神佛们的救星。

两个从雷达站来的解放军叔叔披着只有他们军人才有的草绿色雨衣，比大殿上的神佛更神秘地忽然间就降临到我们的面前。他们虽然把雨衣的帽子罩在了军帽上，军帽的帽檐还是露了出来，湿漉漉地往下滴着雨水。

两个解放军叔叔跟学校领导嘀咕了几句话，老师就把我们集合起来，在大雄宝殿前的空地上列队。

在我看来，这两个解放军叔叔有点人来疯。放着那么漂亮的雨衣不穿，居然脱掉甩在一旁，就那么站在蒙蒙细雨中，把身上的军装淋得颜色深一块浅一块的，难看死了。

解放军叔叔也就对我们做了简单的队列训练，无非向左转向右转向前看齐稍息立正之类，与学校的体育课无异。

这就是我们急切地期待了好久的军训了。

接着，我们就分成两队，开始打仗。

我还不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呢，随着大家来到指定的地方，“敌人”就在我们的眼前晃来晃去，好像要冲上来突破我们的阵地。我急忙打开挎包，却发现纸糊的“手雷”湿透了，真成了一盘散沙。慌乱间抓了几把沙子，向“敌人”撒了过去。那些“敌人”居然抱着脑袋，逃回了他们自己的阵营。

嘻嘻，嘻嘻嘻嘻！

打仗结束后，我们还得爬到雷达站去。

仰望着被云雾笼罩得严严实实的雷达站，我浑身觳觫。还有这么长的一条山岭，我怎么还爬得上去啊？

我挪动着沉重的双腿，还没迈开几步，就落到了队伍的后边。

艰难地拐过一道弯，就看到了大鹏。

大鹏身上没有穿雨衣，头上戴着还是积绿肥那天戴的那顶竹笠。他就站在一棵紫薇树下等我。那紫薇花虽然已经过了 花期，却依旧十分艳丽，花瓣上凝结着的水珠闪闪发亮。

我的心里一阵温暖。

大鹏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碰触了一下，就转过脸，去看那株紫薇花。

“你怎么也掉队了？”我看了看前面的队伍，他们已经被云雾遮住了，只剩下模模糊糊的背影。

“呃——是老师让我来帮助你的。”大鹏手掌抹了一下脸。

切，这家伙！连撒谎也不会编个好的故事。跟我不在同一个班级，就算真是老师叫你学雷锋，也帮不到我头上来。

我的心里又暖了一下。

“来，我帮你背。”大鹏扫了一眼即将消失在云雾间的前面的队伍。

我的心里有一百个愿意，可是我还是很犹豫，眼睛死盯着渐行渐远的队伍。

大鹏强行帮助我卸下肩上的挎包，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可是，当大鹏的身子承受了我的挎包的重量时，他的身形立即就变得歪歪扭扭。他刚向上迈了一个台阶，脚步就踉跄了一下。只好停下来，冲着我抱歉地笑笑，说：“拿不动。”

“那还是我自己来吧。”

“不用。”大鹏说，“我先把你的拿上去，再回头来，你在这里等我。”

我实在无力将自己的挎包背到雷达站了，所以只好不吱声。

大鹏把自己的挎包放在我的脚边，背着我那沉沉的一袋沙子，很快就消失在云雾之中。

我就站在紫薇花树下大鹏刚才站过的地方，静静地看着紫薇花在迷蒙的烟雾中承接霏霏细雨，花瓣上的晶莹剔透的水珠逐渐地变大，变大，然后坠落到地上，又逐渐地变大，变大，又坠落到地上。

大鹏的包就放在我的脚边。那是用蛇皮布尿素袋改造的手提袋，比书包略大，两层蛇皮布的中间钉着一条金属拉链，两边各有一条可提可背的拉手。显得简陋、粗糙、难看。

我展开雨衣的下摆，遮住蛇皮袋，不让雨水淋着。

没过多久，大鹏就气喘吁吁地奔跑着从云雾之中钻了出来。

大鹏的浑身精湿，往下淌着水滴。他不声不响地来到我跟前，抄起地上的蛇皮袋，挂在肩上，轻轻地说：“走吧。”就转身爬上了山岭。

我打叠起精神，跟在了大鹏的后面。

大鹏的脚步迈得很大，两个台阶一步。而我一步一个台阶都觉得吃力，如何跟得上他？没走几步，我们的距离就拉开了。

大鹏似乎背后还长着眼睛，他显然是觉察到我落后了，停了下来，也不转身，就那么站着，等我跟上了，才继续向前走。

走了一段，我索性停了下来歇歇。反正大鹏会等我，我一点也不着急了。

我抬眼看着大鹏的背影。他低着头，往前迈了一步，后脚使劲一蹬，就跨到前面去了。他的脚步坚强有力，整个身子散发着一种呼之欲出的力量，充满了运动的美感。

这个家伙，就连走路都那么认真。

在大鹏的身旁，野黄菊花经雨露洗涤，更加艳丽，在微风中摇曳生姿，耀着人的眼，晃着人的心。

我的眼也迷离，心也迷离。我悄悄地把眼前这迷离的云雾，迷离的黄花，还有那迷离的背影，小心翼翼地收藏在记忆的深处。

天气转瞬就很冷了。

今年的冬季似乎特别的冷。虽然没有飘过像样的雪花，却动不动就下霰雪。霰雪，我叫它“雪米”，砸在鱼鳞瓦的屋顶上，“叮叮咚咚”地乱叫。有一回上语文课，我们正趴在课桌上写作业，教室里难得的安静，听得到窗外的北风“呼呼”的吼声，还有隔壁班老师抑扬顿挫的讲课声和学生的唱歌一般的齐读声。“乌嘴齿”老师握着一只蘸水笔，站在讲台桌前批改我们的作业。她在本子上划上几笔，然后“咚”地一声把蘸水笔插入放在一旁的红色墨水瓶中，然后提起蘸水笔，轻轻地在瓶口“叮叮”地刮了两下，把多余的墨水刮去，又在作业本上“沙沙”地划上几笔。她的指甲上沾着白色的粉笔灰，白色的粉笔灰上又沾着红色的墨水，红白相映，好看煞也。

就在此时，我们就听到了雪米在屋顶上“叮叮咚咚”的歌声。“乌嘴齿”老师骤然间停下笔，支颐凝神，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我们，毫无来由地念叨道：“大珠小珠落玉盘。”

我们翻起白眼，傻愣愣地死盯着“乌嘴齿”老师。鸭母听雷公。

凡是有积水的地方，都结上了冰。校门口的水沟，操场上沙坑里的积水，洗衣池、脸盆里隔夜的水。水面上结着厚厚的一层冰，冰面并不是像书里说的那样“平滑如镜”，而是把水的波纹凝固起来，起伏有致。

男孩子们就把这些冰捞起来当玩具。他们的手被冻得通红，也依然不释手，让冰块在自己的手上逐渐消融，直至完全消失。聪明一些的孩子就想方设法在冰块当中弄出一个孔，然后用绳子或木棍穿过那个孔，或提或挑，玩得不亦乐乎。

我们都穿上了厚厚的棉衣。

我那时穿的基本上都是夹袄。棉袄很厚，穿在身上暖融融的。可是连面料都免了，只用一层纱布罩住棉，跟棉被一样，称为“袄里”。另做一件或几件单衣，套在“袄里”的外边，称为“袄套”。“袄里”是不换洗的，一年当中只有天气暖了，不用再穿棉袄时晒过太阳就收藏起来。换洗的只是“袄套”。“袄里”虽然很难看，但穿在里边，别人看不到。“袄套”却是五颜六色，花样百出的了。

我虽然只有一件“袄里”，“袄套”却有好几件。几个姑姑，几个姨妈，还有外婆，都给我做过“袄套”。我过两天就换一件“袄套”，有红的、蓝的、黄的、白的各种颜色，有大朵花的，有细碎花的、还有带图案的，招得我的那些闺密不停地“啧啧”羡慕。

今年，外婆又给我做了一件袄套。

外婆力主“男孩贱养，女孩贵养”的育儿方针。她常常命令我爹和我娘，不许宠惯我弟。说是男孩子就应该让他吃得次一点，穿得也次一点，就是要让他参加劳动，多吃点苦，他才知道生计不易，物力维艰，将来长大了才能够立身创业。女孩子嘛，应该从小就懂品味识吃穿，见惯用熟，将来为人妻母，持家理财，方可得心应手，不为虚宠所动。所以，在我们家里，情形跟绝大部分的家庭刚好相反：家有好东西，须得是我先吃过了，用过了，才轮到我弟。有时候，我这当姐姐的暗地里偷偷让着我弟，被我爹我娘发觉了，就会遭到叱责。为此，我弟没有少恨我，他是常常要撅着小嘴拿白眼剜我的。

我的这件新袄套一点也不花俏。黑底，暗红色的椭圆形图案，尺寸有点大了。外婆说是她故意把尺寸做大的。因为等到明年，我的袄里不够大了，就退给我弟穿，新做件袄里，这袄套还是可以用的。

我却很不喜欢这件新袄套。只穿了两天，洗过一次之后，就再也不穿了。反正我有的是袄套。

我忽然间在操场上看到了大鹏。

大鹏就坐在旗台的边上，蜷着身子，缩着脑袋，还跟北方人似的把双手笼在袖子里。在这个蜩螗沸羹的操场上，他整个人显得落寞而孤单。

大鹏静静地看着操场上同学们的各样有趣的活动，也许他并不想去招惹那些城里的孩子们，只是饶有兴趣地用眼珠子追随着他们活泼的身影。

可是，城里的孩子们却招惹大鹏来了。他们招惹大鹏的缘由是大鹏身上穿的那件夹袄。

有一次，大鹏告诉我，他姑姑曾经对他说，等她攒点钱，给大鹏买一件夹袄。可是没等姑姑攒够钱，没等姑姑给大鹏买来夹袄，寒潮就袭击了大鹏的整个世界。他身上的这件夹袄还是他母亲临时托人从山里捎来的。山里人实诚，那个给大鹏捎带夹袄的邻居大哥，为了找到大鹏姑姑的房子，完成大鹏母亲的嘱托，居然在大鹏姑姑家附近的大街小巷转悠了小半天。当他找到大鹏姑姑的家时，还一个劲地冲着大鹏姑姑抱怨，说这城里的地就是不好找，每一条街每一条巷，长得都一般脸孔，他已经到过大鹏姑姑家一回了，居然还是认不准路。

这应该是大鹏的哪个姐姐穿旧了的夹袄，大鹏穿在身上显得太小了。袖子短了一大截，扣子是扣不起来的，这自然是极其不适宜的。更不适宜的是，那夹袄的“袄套”是白的底色，印着细碎的红色五瓣梅花图案——这可是典型的女人穿的衣服呀——那白的底色已经发黄，红梅图案也严重褪色，泛着古旧的气息。而且肘弯处还有两个水红色的补丁，同样地古旧。

大鹏说，这件夹袄，他在山里家中也穿过好几年了。村里几乎每个男孩子都穿过姐姐穿旧了的夹袄，不以为怪。可是这是在城里，他死活是不愿意穿的。他硬挺了两天，就感冒了，“吭吭”地咳着，鼻涕挂在了嘴唇上。姑姑说：先穿两天，姑姑就给你买新夹袄。连哄带逼，到底让大鹏穿上了这件花夹袄。

我问大鹏：“姑姑会给你买新夹袄吗？”

“姑姑肯定很想给我买一件，可是夹袄都很贵，她没钱。”

“她不是说攒钱了吗？”

“攒是在攒了。可是，姑姑的收入很少啊，一下子哪里够？”

…………

“猪母妮！”（闽东方言，意为像女人一样的男人）一群男孩子围到大鹏身边，其中一个男孩冲着大鹏叫道，态度侮慢而又轻佻。

大鹏翻着白眼直瞪那男孩子。

“猪母妮！”另一个男孩子上前扯住了大鹏夹袄的袖子。

大鹏使劲得甩了一下自己的手臂，甩脱了那男孩子的手。他的夹袄的衣襟就掀开了，他连忙捂住，站起身来，离开旗台，落荒而逃。

“猪母妮！猪母妮！”那一群孩子跟在大鹏后边追着，大声哄笑。

好在我们学校那歇斯底里的电铃就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它给大鹏解了围。

歇斯底里的电铃时而“叮叮”、时而“扑扑”地响起来的时候，操场上顷刻间“轰”地一声鸟兽散。男孩子和一些女孩子中的“男人婆”手中正玩得起劲的冰块就成了累赘。他们在奔向教室的过程中顺手就弃了冰块，冰块坠地“叮叮咚咚”的脆响不绝于耳。早读课“咿咿呀呀”的书声响起，操场上一个人影都没有了，只狼藉着满地的冰块，在初升的阳光下蒸腾着水气，闪闪发亮，逐渐消融。

第二日，我特意穿上了外婆为我新做的那件黑底暗红图案的袄套。上学时，我想去约一下大鹏，晚饭后在老地方见个面。刚打开门，就看到大鹏站在门口旁的墙角边，一副瑟缩模样。

大鹏来约我晚饭后在老地方见面。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圈起拇指和食指，竖起三个手指，向大鹏示意了一下。我想我的笑容一定很灿烂。

冬日里的草坪异样地冷清。被霓虹灯渲染成微黄的天空深邃辽远，寒风在枝头呼啸，桂树的叶子纷纷扬扬，飘落在衰黄的草地上。除了匆匆往来的行人，见不到一个愿意在这里驻足的人影。

远处有人在“劈劈啪啪”放着鞭炮，却给这个冬日的黄昏平添了某种令人温暖的静谧。

大鹏给我带来了一株种在盆子里的吊兰。

“昨天我娘进城来看我了。”大鹏说，“上次给我捎夹袄的那大哥给我带了句话给我娘，我娘就把这盆吊兰带来了。送给你。”

“谢谢谢谢！”我很高兴，用手抚摸着吊兰温暖的枝叶。

吊兰依旧葱绿，虽然它的颜色已不够鲜活，狭长的叶子是纯绿色的，夹着金黄色的边。有一穗枝叶靠着盆子的边缘垂了下去，紧紧攒在一起的小小的几瓣叶子像一朵叫不出名字的花。

那盆子是水泥制成的，有点粗糙。这是我 次见到用水泥做成的花盆。我家的花盆，都是我爹从街上买回来的陶瓷制品呢。

大鹏说，这花盆是他自己做的。

我把眼睛瞪得圆溜溜地，根本无法想象，这花盆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们村里有个粮站，没有门市部，不卖米。专门储存粮食的。每到夏天，就来了一群征购工作队，驻扎在大队部里，由大队干部好酒好菜供着。他们吃饱了，喝足了，就挨家挨户地征购粮食。”

“征购粮食是怎么回事？”

“征购就是征和购。征是不给钱的，每家每户按人头规定数量，送给国家，作为军粮。我们都叫它‘皇粮’，也叫它‘丁粮’。”

“为什么要叫‘皇粮’‘丁粮’？”

“叫‘皇粮’是因为古时候这种粮食是皇帝下令征收的；至于‘丁粮’嘛——是按人丁来规定征粮数量的呀。”

“哦——”

“‘丁粮’征完了，粮站的仓库还没装满呢。于是就购，购是给钱的，每家每户也有规定的数量，国家按市场价格向农民买。”

“可以不卖吗？”

“不可以的。规定你购多少斤，你就得卖给国家多少斤。要不，工作队你把你抓起来。”

“嗯嗯。”

“我让你说水泥花盆，你扯征购干嘛？”我白了大鹏一眼，嗔道。

“去年，粮站建了一座很大很大的仓库，用拖拉机运来了很多很多洋灰。”大鹏用夹袄的袖子抹了一下鼻子。

“哦，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偷了人家粮站的水泥？”说完，我“咯咯”大笑。

“哪有哪有？”大鹏忙不迭地辩解，“很多很多的洋灰堆在空地上，地上就洒满了零碎的洋灰。我把这些零碎的洋灰扫起来，装了尿素袋子一大袋耶。”

“用这些水泥做了很多花盆吗？”

“是的。做了有十几二十个吧，有大有小。”

“你真厉害，连花盆都可以自己做。”我说得很由衷。

“其实很简单啊。用一些木板钉成中空的模具，在这些模具中空的地方放几根小竹片。然后，把洋灰加点粗沙，搅拌成泥浆，灌进模具。隔天，把模具拆了，花盆也就做成了。”

“干嘛要在模具里边放小竹片？”

“粮站在浇灌平台的时候，都要捆很多钢筋呀，可是我哪里来的钢筋？所以只好用竹片来替代了。”

“可以吗？”

“可以的。这是我爹教我的。我爹说，有一回他到一个单位去做小工。那单位建厕所。单位的头昧了买钢筋的钱，就是用竹片替代钢筋浇灌平台的。”

“啊？还有这等事呀！”

但是，这些事，与我，与大鹏，与我们无关。

我俯下脸，用心地抚摸着我的吊兰，我的花盆。

风呼呼地吹着。其实风并不大，但在这样的寒冬里，即便像这样一阵在温暖的季节里完全会被忽略的微微的风，也是砭人肌肤的。

我紧了紧身上的夹袄。

桂树的叶子簌簌地从枝头往下掉，无声地委顿在跑道和草坪上。

有一片铁青的落叶就飘在了我的发梢。

大鹏轻轻地拈起那片叶子。

“可惜这城里连一棵‘龙帮’（芒萁）都找不到——在我们山里，漫山遍野都是‘龙帮’呢——要不，倒是可以用这叶子做一个风车。”

“树叶也可以做风车呀？怎么做？”

“我们村的村头，有一棵很老很老的‘霹雳树’（榕树）。这棵霹雳树到底有多老呢？我的爷爷曾经告诉我，邻居长四四伯公的爷爷周岁的时候，家人为了庆贺家族添丁发甲而植下的。长四四伯公是我们村最长寿的老人，过完了百岁生日才去世。按这样算，这棵霹雳树就至少有一百五十岁了。”

“那么老呀，很大吗？”

“嗯。大极了，枝叶很繁茂。我爹说，那霹雳树遮盖的地面，有两三亩大呢，人躲在树下，看不到天日啊。”

“哇——那么大呀。”

“夏天的时候，我们全村的人都到霹雳树下乘凉了。坐着聊天的也有，躺着睡觉的也有，还有打牌的，下棋的，可热闹了。”

“睡觉的躺哪里啊？不会是躺地上吧？”

“树下有石凳呀。一溜好长，都是青石板。如果青石板被人坐满了，就从自己家里带来竹床、春凳。躺下后就跟周围的人笑骂一回，然后用蒲扇盖住脸，不一会就‘呼呼’响……”

“春凳是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反正跟我们的课桌差不多长，只是矮一点，窄一点。有这么高，这么长，这么宽。”大鹏用手比划着。

“哦，哦。你还没说树叶风车呢。”

“树叶风车在霹雳树底下是无所不在的。随手拾起一片完整的霹雳树叶子，去掉相对的两个四分之一部分，并在中间挖一个小孔，用一根小木棍的枝桠穿过小孔，然后寻一个还没成熟的榕树果实，固定在枝桠的末端，树叶风车就做成了。如果你寻的是有很多枝桠的树枝，就可以同时作多个风车。霹雳树底下永远不缺风，于是，树叶风车就不停的转呀转的。有时候风大了，风车转急了，霹雳树果实再也支撑不了，脱离了枝桠，风车就随风飘逝在远处。如果把风车拿在手上玩厌了，就把它们插在土地上、石缝里，或霹雳树那十几个大人都抱不过来的树干上。树干上的老皮皲裂开了，就像外公脸上的皱纹。我们就把风车插在这些皱纹里，很多很多，都自己呼呼地转呢。”

“你现在怎么就不能做一个树叶风车呢？”我很沮丧。

大鹏沉吟片刻，说：“要不，我们做一个叶笛吹吹吧。”

“叶笛？好啊！怎么做？”我一下子就又高兴起来。

“那简单得很。”大鹏把手里的树叶横向卷成圆筒壮，放到嘴里，用牙齿轻轻地把树叶圆筒的一端咬扁，扁成一条缝。然后，就吹了起来。

于是，在大鹏的唇齿间，就流泻出一种纯天籁的音韵。这音韵，没有人为的曲调，却犹如春日里裂冰底下流水的愉悦，夏夜田畴间噪蛙的欢欣，秋旸下叶底鸣虫的深沉，冬寒中枝头上冻鸟的悲哀。

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如颂如歌。

“其实，我们基本上不这么简单地玩叶笛。”大鹏停了吹奏，说。

“那是怎么玩？”我从冥想中被叫了回来。

“山上有种树，不高。我不知道它的大名是什么，我们都叫它‘猴盐’（盐肤木），也有叫‘铺林盐’的。”

“‘猴盐’、‘铺林盐’，这名字有趣。嘻嘻。”

“它的果实比米粒还要小，可以吃的，有咸味，传说是猴子吃的盐，所以叫做‘猴盐’。”

“猴子也吃盐呀？”

“不知道。反正大家都这么说，”

“嗯。”

“砍一段‘猴盐’的树干，用刀在上面做螺旋状切割，然后把树皮剥下来……”

“把树皮剥下来干嘛？”

“‘猴盐’的树皮很有韧性啊。把它卷成牛角的形状，套在叶笛的后面，就成了一个叶笛喇叭。这叶笛喇叭就跟扩音器一样，吹起来可带劲啦。”

“那你什么时候也给我做一个吧。”

“好。”

“嗯。嘻嘻！”

“在树下玩累了，我们就坐下来，靠在爹或娘的身上，手里拿着树叶风车，有一茬没一茬地吹着无精打采的叶笛，吹着吹着就进入了梦乡。那梦，绿绿的，被霹雳树的浓荫严严实实地遮蔽着。风车‘呼呼’地转，叶笛‘呜呜’地响……”

远处，有人在放烟花。多彩而又虚幻的花儿升到空中，忽然间就绽放开来，把黑暗的夜空映照出变幻莫测的亮。等到那灿烂的花儿骤然消逝，黑暗重又缝合时，我们才听到“啪”地一声闷响。花儿不断地绽开又凋谢，我们就慢一拍地听到一连串的闷响。

我和大鹏一道伸长脖子，仰望着那些稍纵即逝的美丽的花儿，直到它们彻底消逝，夜空又恢复沉甸甸的黑。

我想我是该回家了，要不我娘准又念叨，没完没了地骂我是“野丫头”。

我站起身，冲着大鹏命令道：“把夹袄脱下来。”

“嗯？”大鹏狐疑地看着我。

“叫你脱你就脱嘛！”我嗔道。

大鹏把身上的那件极不合身的夹袄脱了下来。

在夹袄里边，大鹏穿着一件大得近乎夸张的毛线背心。那背心是桃形领口的，想必是为了挡风，大鹏把毛背心反过来穿，让桃形的领口朝后。

我接过大鹏的夹袄，把袄套和袄里分开，搭在石头栏杆上。然后，我也脱下了自己的夹袄，也把袄套和袄里分开。

我把自己的袄套套在了大鹏的袄里上，同时，把大鹏的袄套套在了我的袄里上。我跟大鹏掉换的就是那件外婆为我新做的黑底、暗红色的椭圆形图案的袄套。在我所有的袄套中，只有这一件最接近男孩子穿的。我今天是特意穿这件袄套出来的。

“还男子汉呢，一点也不干脆！”大鹏迟迟不肯接我递给他的夹袄，我把夹袄塞进他的怀里，抱起花盆就走。

回到家里，我抱着吊兰，想在天井里寻找一个摆放的位置。

父亲平日里非常喜欢侍弄花花草草，因而，我家的天井里就挤满了种着花草的盆盆罐罐。父亲从来不论花草的贵与贱，只要是绿色的生命，生长在我家的天井里，他就一视同仁，毫无偏袒，一般的浇水施肥，一般的修剪呵护。所以，我家那二十多平方米的天井，只在中间留了一条窄窄的通道，两边都是用青石板搭起来的层层叠叠的架子，石架上摆满了盆花。这些盆花并不老实，常常要把枝条伸展开来，占领别的盆花的空间，也占领那条通道，让人无法通行。父亲对这些得陇望蜀的枝条并不心慈手软，大施斧斤，芟之而后快。可是，有时见那枝条长得着实惹人怜爱，实在下不了手，就用绳子或铁丝将其扭转方向，如此一念之仁，通道就又沦丧了几分地盘。在我家里，根本就无需出门去亲近大自然，寒暑更迭、春秋消息就源源不断地从天井的两侧送入你的每一个感官，每一寸肌肤。春天，红黄两色的玫瑰毫不掩饰自己的娇艳，还有一株孤傲的芍药，形单影只，与其它花卉格格不入，兰花就羞答答地躲藏在狭长的叶子中间；夏天，种在塑料桶里的白莲花，就在方寸之间演绎那亘古不变的“不染”神话，石榴则高调地宣称自己是这个季节最鲜艳的花魁，栀子花只是一味沉默，把淡淡的清香弥漫在我家的每一个角落。只有肥胖的昙花离群索居，在静谧的夜晚，当星星随着蒲扇摇落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听到它悄悄绽放的声音；秋天也并非完全是菊花的天下，一串红占了一点秋色，六月雪占了一点秋色，海棠也占了一点秋色。还有金萱花呢。母亲说，金萱花可以摘下来用开水烫过之后晒干，当菜吃。父亲就很生气，大骂母亲“煮鹤焚琴”。就算是在沉寂的冬日里，我家也并不寂寞。山茶花有两株，一红一白，各擅胜场，难分轩轾。父亲常常端着茶杯，坐在那株白梅之前，“吱溜溜”地喝冒着热气的茶，他说，与梅为伍，人就不俗了。这老夫子！

天井里看来是没有什么空闲的地方可以摆放我的吊兰了。我把吊兰放在檐前的洗衣池上，在脑子里搜索着家里可以搁置吊兰的合适的位置。

母亲想必是听到了我的动静，从房间里出来，她一眼就看到了我身上穿的夹袄。

“哎呀呀，你这是哪里来的袄套？”母亲几乎是尖叫起来，她一下子就跳到我的面前，围着我转了一圈，仔细地察看我身上的袄套。由于灯光昏暗，她的眼睛都凑到我身上了。

“跟……跟同学换的呗……”我在喉咙里心虚地说。

“换的？！你拿外婆给你买的那件新袄套换回这件？”我觉得母亲一定是踩疼了她脚掌心上的那个鸡眼。她每天夜里睡觉前都要用热水没完没了地泡脚，把鸡眼泡得软软的，然后就用小刀削呀抠的，把鸡眼上日日见长的厚厚的皮处理掉。

“嗯。”我很气短地垂下了头。

“你这孩子！你这孩子！”母亲气咻咻地用两个手指头捏着我身上的袄套，好像那袄套上面沾满了鸡屎，“你瞧！你瞧！这么破，补了这么多地方！你瞧！你瞧！这么脏，袖子上都是鼻涕！你瞧！你瞧！这么臭，熏死了人了！”

母亲用力地扯了一下我的袖子，我站立不稳，一个趔趄，倒退了一步，使劲甩了一下手臂，把母亲的手给甩脱了。

“你现在马上——明天早上，上学，去学校， 件事，把袄套给我换回来！”母亲的语气毫无商量的余地。

我垂着脑袋不吭声。

“你听到了没有？”母亲抬手要扯我的耳朵。

我用眼睛的余光觉察了母亲的这个对我不利的动作，扭了一下脑袋，躲过了母亲的手。

“不换！”我的声音很低，但语气很坚决。

“不换？”母亲的手按在我的双肩上，使劲摇了两下，我的身子像台风来的时候我家门前的那株头重脚轻的红檵树。那红檵树好像永远也不会长大，细细的树干顶着一大陀枝叶，歪歪扭扭的，每次台风来了，父亲都要我和弟弟跟他一起，用木棍支愣起来。

我撇了一下嘴，几乎都要哭出来了，但我还是忍住了。

“你知道外婆给你买的那件袄套多少钱吗？”母亲弯腰俯身，几乎把鼻尖碰到了我的鼻尖，“你居然换这么一件袄套回来，又破又脏又臭，给我当擦脚布我都不要！”

“不换。”我咬咬牙，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

“你必须换！”母亲的嗓门有点高了——她说话从来都是慢声细气的，对谁都一样。父亲学校里的领导到家里来坐坐，她在端茶倒酒时是这样；门前来了乞丐，她给人家送去一小杯大米时，她也是这样。

可是，她偏偏对自己的亲生女儿粗声大气起来。

眼泪在我眼眶里打了几个转，到底溢出来了。

“都跟人家换了，再换回来？”我的声音细若蚊蚋。

“你说什么？”母亲到底扯住了我的耳朵。这是她对付我那顽皮的弟弟的一贯手段，她是基本上是没有用这手段来对付我的。

母亲并不用力，但我还是歪着头，整个身子也随着母亲把我的耳朵向上提而扭曲变形。

好在母亲的扯耳朵刑罚很是象征性，她很快就松手了。

“给了人家的东西怎么可以要回来！”我哭着喊道，不争气的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滚。

我的声音大了。这下，弟弟出来了，父亲随后也出来了。

弟弟一下子就蹦到了我的面前，他半蹲着身子，仰着脸从下向上冲着我吐舌头，扮鬼脸，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

我抬脚想踢他一下，却不知道踢在哪里合适。他面对着我，身上基本上没有可供我踢的地方，我就在他弯曲的膝盖上蹬了一脚，他踉踉跄跄地跌在了父亲的身上。

“回去写作业，这里没你什么事！”父亲一手搂住弟弟，一手“啪”地拍了一下弟弟的屁股。

弟弟扭头又冲我吐了吐舌头，很夸张地扭着屁股，时装模特走台一般地进了房间。

父亲来了，我觉得我的救兵到了。我想，父亲一定不会强逼我换回袄套。

这个时候，应该是父亲雷打不动的读书时间，这是父亲多年的老习惯了。

父亲晚饭之后，往往会携着母亲，有时候也会牵着我和弟弟的手，到街道或球场的那个环行跑道上散步。他常常说：有句谚语叫“饭后百步走，活过九十九”，这话很有道理。但他并不奢望能够长命百岁。他说他所知道的我们家族最长寿的是他的爷爷，也就是我的太爷爷，活到了六十三岁，他也能活到这个岁数就知足了。

“爹，你一定能够到一百岁的。等我长大了，给你过百岁大寿。”弟弟说。

“小东西！”父亲拍了一下弟弟的后脑勺，呵呵笑道，“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油嘴滑舌。”

我很羡慕我的一些同学或朋友管爹叫“爸爸”。可是我爹却始终不让我叫他“爸爸”。父亲说，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父亲凭着自己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读了农师，当上了孩子王。虽然是教师，吃的是皇粮，但骨子里还是农民，咱农民祖祖辈辈都管父亲喊“爹”，为什么要改口？

散步回来，父亲就把自己关进阁楼上的小书房，拧亮那盏小台灯就开始他每夜必修的功课。在那个年代，书籍是很匮乏的 品。但我外婆家却有一个令父亲欣喜若狂的书的宝库。

母亲目不识丁。因为她出生在一个大资本家的家庭，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外公是个很儒雅的人，是个学历很高知识分子。他们家几经革命，家产被抄没殆尽，已是零落不堪。可是凭借着家中一个隐秘的地窖，外公保全了家里所有的藏书。当贫下中农们把外公家的那个大宅院瓜分殆尽，只留几个较次的房间给他家人赖以栖身时，所幸那个隐秘的地窖就在这留给自己的房间的地底下。

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知道外公家的这些藏书的，也不知道父亲是不是因为这些藏书才娶了母亲这个让他吃了不少苦头的妻子。

父亲夜夜躲在阁楼里读《资本论》、《毛泽东选集》，也读《红楼梦》、《金瓶梅》。有时候还会在书房里转着圈子，低声诵读《唐宋名家词选》或《宋诗百一钞》。有的夜晚，家里来了客人，父亲也不失礼数，陪着客人直到他们离去。然后父亲就会推迟睡觉时间，把被占用的读书时间找补回来。父亲是个很敬业的教师，但从来不在家里做任何与教学有关的事的。他的所有的教案编写，所有的作业批改，所有的其它教学事务，都是在上班时间，在学校完成的。

父亲说，读书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他的影响和监督下，我和弟弟早早地就养成了课外阅读的习惯。但父亲很经常很严厉地饬戒我们，阅读仅限于在家中，而且严禁把外公家里藏书的事对外界任何人说起。

读书时雷打不动的父亲今晚还是被惊动了。他把弟弟打发进房间以后，对着母亲使了一下眼色，母亲就顺从地也回到了房间。

父亲似乎根本不知道换袄套这件事。他一开口就赞起了被我暂时放在洗衣池上的吊兰和那个水泥的花盆。

“嗯，这株吊兰养护得很好，在这样的季节里还能如此葱绿，难得。”父亲说。

我没有搭腔。

“这个花盆虽然有点粗糙，可是太有创意了，简直是天才！”父亲又说。

我还是没有搭腔。

“喂！”父亲扯了扯我的小辫子，“这么好的东西，你是从哪里来的？”

“不告诉你！”我还停留在被母亲搅得乱七八糟的心情上，就冲着父亲翻了一下白眼。

“把吊兰放到你自己的房间的窗台上吧。吊兰是最适合放在窗台上的。”父亲说：“窗户朝东，有半天的日照。让它的枝叶垂到房间里边，不但好看，还净化空气呢。”

我破涕为笑，冲父亲直点头。

父亲邀我和他一起把那盆吊兰抬到我的房间——其实吊兰一点也不重，我都可以并不吃力地从体育场上抱回来呢。

直到这时，父亲才提起了换袄套的事。

“你为什么要换袄套呢？”父亲其实是他独力抱着吊兰，我只是用手扶着花盆，根本无需用力，“是跟那个乡下来的男孩子换的，对吧？”

“嗯。”

“你不会是用袄套换这盆吊兰吧？”

“不是。换袄套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要送我吊兰。”在慈爱的父亲面前，我一下子就克服了所有的害羞。我对着窗外深邃的夜空，把大鹏原原本本地介绍给了父亲。

“既然已经换了，那咱就不能再换回来了。这就是爹经常跟你说起的‘信’。”父亲连想都没想就对我说——我就知道我亲爱的老爹肯定支持我。

沉甸甸地压在我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我小心翼翼地从父亲手里接过吊兰，摆在窗台上，然后，用手捋了捋吊兰的枝叶，让它们优美地垂到我的房间里。

“爹，我是不是很傻？用那么好的一件袄套换回这么一件袄套。”

“这里不存在等价交换，孩子。”父亲理了理我被母亲弄乱了的头发，“但那件袄套是外婆送给你的，你把它转送给别人，这就是你的不对。”

“嗯，嗯。”我连连点头。

“写作业。写完作业看一会书，然后早点睡觉。”父亲说完，拍了拍我的后脑勺，离开了我的房间。

我斜倚在床上，凝视着灯光下闪着幽暗的光泽的吊兰，很久，很久。

那个周日的早上，阳光是多么美丽呀。整个世界笼罩在乳白色的薄雾里，太阳是一个巨大的显微镜，把蒸腾的雾气放大成无数个悬浮着的小颗粒，又把所有树叶草尖上凝结着的露珠照耀成满树满树的小太阳。太阳，把所有的美丽都奉献给了所有热爱早晨的人们。

在这个令人心醉的早晨，我再次和大鹏不期而遇。

其时，我正捧着一本蘅塘退士注释的《唐诗三百首》嘟嘟哝哝地念着。——这是一本直版繁体的书，父亲是有意让我接触繁体字的，他说，繁体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虽然被简化了，但不能丢弃。父亲这次给我的任务是背诵《蜀道难》。“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这“蠶”到底是什么字呢？我正抓耳挠腮之际，大鹏就来了。

大鹏穿着一套深兰色的崭新的运动衫，一路跑进了体育场。

“大鹏！”当他跑到我倚靠着的树干前时，我叫道。

大鹏没有停下脚步，他对我挥了挥手，说：“等我跑完五圈，再跟你说话。”说完就继续往前跑。

我的注意力一下子就涣散了。管他蘅塘退士，管它《唐诗三百首》，管它《蜀道难》，管它什么丛及鱼凫！我在耀眼的阳光下眯缝着眼睛，目光追随着跑道上大鹏那充满了力量和速度的身姿。

大鹏跑得很快，不一会儿，就已经跑完了五圈。当他第五次经过我眼前时，我冲着他喊道：“你跑完五圈啦。”

大鹏没有停下来，他向我招招手，说：“一起跑，一圈，慢的。”

我欣然把书往石栏杆上一搁，就冲上跑道，并肩跟大鹏跑在了一起。

大鹏气喘吁吁。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脚步，使我们的步伐完全一致。他就着我的速度和节拍，始终和我保持一致，跑了 十米，我们的速度、节拍、步伐，甚至双臂的姿势、摆动的幅度，都完全一致了。

我们都没有说话。我静静地听着自己的脚和大鹏同时提起，又同时踏在地面的声音，听着耳旁大鹏的喘息声，还有自己逐渐加剧的心跳。

我恍若置身在梦境之中。

也不知是过了多长的时间，我和大鹏就跑到了我搁书的石栏杆旁。我们停下脚步，坐在了石栏杆上。

调整了一会儿气息，发热的身体逐渐凉了下来。刚才还金灿灿的太阳不知什么时候躲到了云层的背后。父亲曾经告诉我，在这个季节里太阳出得越迟，天气就越晴朗，像今天这样早早地就出了太阳，天气大抵是不好的。果不其然。

那个早晨，就那么转眼间变得灰濛濛、湿漉漉。

“你最近训练得怎么样？”这是我 次了解大鹏的训练情况。

“教练说，我的长跑成绩可以破市纪录。”大鹏抹着额上的汗水，“可是，教练说，我跑步的姿势不对，这会影响我的成绩。”

“改呀。”

“不好改。已经定型了。”大鹏看起来有点苦恼的样子，“正在努力呢。”

“嗯。”

“我要是得 了，就把金牌送给你。”

“好。那要是得了亚军，银牌送不送？”

“不送。银牌有什么好送的？”

…………

“对了。”大鹏忽然问，“你们家门楣上的那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啥字？”

“竹苞松茂。”

“哦。不对。是竹苞并茂。”

“不对。是竹苞松茂。”

“不对不对不对，是竹苞并茂。”

“你等等，我跑去看看。”大鹏看着我撒娇的模样，笑了起来。他一下子就在我眼前消失了，又很快地就回到了我的面前。

“你输了。”大鹏喘着气，一副很得意的模样，“是竹苞松茂。”

“哼！”我撅起了嘴巴。

“好了好了，下次让你赢还不行吗？”大鹏拉了拉我的袖子，“这竹苞松茂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不知道。”我很沮丧。挂在自家门上的四个大字，别说不知道什么意思——也没有去问问父亲，甚至还记错了。

我和大鹏就一起参详这四个字的意思，直到母亲跑来，拉我回去吃早餐。

那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我跟大鹏的 一次见面。

寒假来了。

寒假永远是孩子们期盼着的日子。不仅仅是因为暂时可以避免被老师关在冷飕飕的教室里听课念书，呵着冻得通红的手抖抖簌簌地写作业。更重要的是，寒假到了，也就意味着就要过年了。

过年才是真正的好日子！天空中飘散着礼花爆响后漫天飞舞的纸屑，地上也堆着一层厚厚的鞭炮的尸体。各家各户的厨房里都响着“吱吱溜溜”油炸食物的声音，飘着各种食物的香味。

平时吃不到的可口的食物。穿不到的崭新的衣服。压岁钱。给邻居老人拜寿得到的红包。院子里、大街上、马路边的炮竹……

可是，这个春节，我却有点心神不属。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有点慌，有点失落。

大鹏告诉过我，过了正月初五，他就要进城参加集训了，因为市学生运动会就在春季召开。可是都到元霄节了。过完元霄节，新的一个学期也就开始了，大鹏还没到。

从正月初六开始，我几乎每天都到一中的校园里看那些集训队的学生们训练。我看着那些在跑道上生龙活虎的孩子们，我知道，大鹏不在——他如果到了，我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他答应过我，他要给我带一只松鼠，让我养在铁笼子里。

——松鼠也能养吗？

——能啊。跟人很亲热呢。

——它们不是都在松树上嘛，你怎么抓得到？

——等它们长大了，是很不容易抓到的。那小东西太灵活了，在树上跳来跳去的。它们刚刚出生的时候，跟花生仁一模一样，用棉花蘸着番薯米汤，它就拼命地吸，吸饱了，就睡觉，就一天一天地长大。

——长大了要关在铁笼子里吗？

——这种从小就养的松鼠不用关铁笼子啊，不会逃跑的。每次看到我，就从我的腿爬上来，钻进我的衣服口袋里。拿花生、松果逗它，它才肯出来，叼住了，就爬到我的肩膀或头顶，坐着，用前面的两条腿捧住了，“喀嚓喀嚓”地吃，吃完了就又钻进我的衣服口袋。你把手伸进口袋，要把它拉出来，它就在里边“吱吱”地耍赖，就是不出来。

——是你自己跟我说的，松鼠要关在铁笼子里的嘛。

——长大后捉来的松鼠，就得用铁笼子关。有一回，我上山砍柴，看到一只鹰的爪子上捉着一团灰乎乎的东西，从我的脚底下飞过。我捡了几颗石子扔那鹰，不知道是不是扔中了，反正那鹰弃了爪上的东西，飞到山的那边去了。那团灰乎乎的东西就掉在了草丛中。我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只松鼠，已经奄奄一息了，浑身是血，躺在草丛中一动也不动。

——不对，不对！

——怎么又不对了？

——松鼠是金黄色的，我在图片上见过的。怎么会是灰乎乎的呢？

——我们那边山上的松鼠都是灰色的啊，跟老鼠的颜色差不多，只是肚皮却是火红火红的。

——哦，哦。那只松鼠死了吗？

——没有。我把它带回家，也没给它上药，只是喂它吃花生，没过几天，它自己就好了。

——那就得把它关在铁笼子里了？

——是的。它不愿意待在铁笼子里啊，老是不停地跳呀，叫呀。我就只好把它放出来，它也老老实实跟我玩一会，就又被我抓到笼子里去。有一回，它趁着我不注意，就跳到我门前的那棵树上，再也不回来了。害得我伤心了好几天。

——你不是说松鼠很灵活吗，那你除了从鹰的爪子底下抢松鼠，还能捉住它？

——可以的。用捕老鼠的铁笼子，也可以捉到松鼠的。

……

那是一个忧伤的元宵节。大街上亮起了霓虹灯，孩子们提着各种各样的灯笼，来来回回地奔跑着，许多单位的门口挨挨挤挤地围着猜灯谜的人们。烟花爆竹燃放得比过年还要响。

我在巷子口遇到了大鹏的姑丈。

这是一个满脸风尘之色的中年人，即便在被称为“小年”的节日里，身上的衣衫也有点“褴褛”的况味，满脸的络腮胡子也好几天没有拾掇了，郁郁葱葱地覆盖着他的腮帮。他拖着不能踩到地上的右腿，双手拿着一条板凳。他按住板凳，左脚跳了一步，再“笃”地一声把板凳往前移，再借助板凳的支撑，右脚往前跳一步，就这么“笃笃”地一路走来。可是，他遇到了他门前的那三个台阶，台阶窄，容不下板凳，他就上不了那些台阶了。

其时，我等不得慢条斯理的父母亲，独自一个人从家里溜出来，要到街上看花灯。

我奔过去，吃力地将他扶上了台阶。

“谢谢你！”他喘着粗气，对我说。

我冲着他笑了笑，鼓足勇气，问道：“你是大鹏的姑丈吧？”

“是的。”

“他怎么没来呀？”

他刚把板凳移到门槛里，闻言又把板凳拿了出来。他回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身坐在了板凳上，用双手不停地揉搓着左腿。

于是，我听到了关于大鹏的死讯。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家庭，到了年底，都必须囤积大量的燃料，以备过年之需。劳累了一整年的人们，图的只是过年正月的几天安逸的日子。

寒假的第二日，大鹏便到山上砍柴去了。他带了一个捕鼠用的铁笼子，里边装了一些松鼠爱吃的饵料，寻了一棵松鼠经常出没的大松树，噌噌便爬了上去，用铁丝把铁笼子固定在枝桠间，回到树下砍柴。

那是一个晴暖的日子，南风虽然有点大，但毫无寒意。大鹏每砍倒一棵灌木，或砍下一枝低垂的、落光叶子的乔木的树枝，就用刀去除细小的枝叶，只取基本上不带枝叶的小木棍——这才是上好的柴火。

大鹏一边砍柴，一边时不时地抬头看看铁笼子是否关住了松鼠。他忽然看到天上飘来了一个“降落伞”。

“降落伞”是当地人的叫法——其实，那空中飘来的是气球。这种气球来自于台湾，里边装满了传单，还有一些礼品般的东西，比如钢笔、钥匙扣、锋利的小刀、精致的皮带等，还有的是吃的东西，糖果、猪油、饼干、巧克力什么的。

大鹏经常看到那些传单。那纸张很好看，印着个丰满美丽的女人，满脸媚笑，还印着三个繁体字“鄧麗君”。另一些纸上是一组照片，两个解放军战士驾着飞机“弃暗投明”到了台北，他们手上拿着带过去的手榴弹和其它武器，向世人展示。

那传单是塑料印制的，费很大的力气都撕不破。有一回，大鹏将传单点燃，不像纸张那样燃烧，却“滋滋”地一滴一滴地往下淌。

大鹏听人家说，“降落伞”有时会装着手表、收音机等 货，有时甚至还有一大沓人民币。所以，他对那神秘的“降落伞”充满了向往。

“降落伞”终于降临到了大鹏的头上。他喜出望外，抬头注视着“降落伞”，只见那银白色的飞行物擦着树梢，往山上飞去。

大鹏跟着“降落伞”往上跑。他一边跑，一边不停地抬头看看“降落伞”，眼瞅着“降落伞”越飞越低，大鹏一纵身，双手就抓住了那“降落伞”的底部。他心里一阵窃喜，不料一阵风过，“降落伞”又上升了，把大鹏也带到了空中。大鹏慌了神，往下看准了一块平坦的地方，一松手，就跌在了地上。

大鹏不死心，他摸了摸跌痛的屁股，一翻身又追了上去。

快追到山顶的时候，风似乎小了许多，那“降落伞”终于晃晃悠悠地落在了树丛中。

大鹏一阵狂喜。他冲上前去，拔出插在后腰刀鞘上的柴刀，割开包装带，打开一看，里边一大坨传单，还有五包砖头大小、包装精美的饼干。

大鹏确认“降落伞”里边没有传说中的手表、收音机或者人民币之后，大感失望。他撕开饼干的包装，一股浓香就扑进了他的鼻腔。

这是多么美妙的香味呀，吃惯了发霉的番薯米，吃惯了没有油煮的青菜，大鹏在这香味的冲击下，拼命地就把饼干往嘴巴里塞。

一眨眼功夫，四包脆得咯嘣响的饼干全都落入了大鹏的肚子里。当大鹏撕开 一包饼干的包装时，他顿了顿，心想也该给父母亲留一包吧。也就在此时，他发觉，自己的嘴巴已经干得连一滴口水都没有了。于是，他就感到了渴，焦渴。

大鹏知道，就在这座上的绝顶之上，有一股清冽的泉水，从一块巨大的石头根部汩汩冒出，常年不竭，泉水清甜无比，沁人心脾。来这座山上干活的人们，必饮此水。

大鹏艰难地爬到了山顶，他五体投地地趴在地上，“咕咚咕咚”地往自己的肚子里灌水。

喝了一阵子，大鹏觉得肚子撑的难受，他奋力地爬了起来，斜斜地靠在巨石上，痛痛快快地打了几个响遏云霄的饱嗝，然后端着自己孕妇般的肚子，张大嘴巴，大口大口地喘气。

大鹏就这么活活地被撑死。

当人们追随着“降落伞”竞赛般气喘吁吁地赶到山上，发现“降落伞”已经被人动过，又搜寻一番， 在巨石旁找到大鹏时，大鹏已经不行了。人们把大鹏抬回他的家里，没有实施抢救，而是直接把他放到了临时为他准备的停尸的“七床”上。

…………

我再也记不得，这个元宵节，我是怎么过的。但是，日子还是接续在元宵节之后过了下去。虽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那些永不停步的日子变得非常的郁闷和灰暗。

在我的生命中，总共经历了三个人的死亡。

我记得，外婆死的时候，我才七岁。母亲跪在外婆的“七床”前，还拉着我也跪了下去。母亲一直对着被蒙在一块白布下的外婆大声地叫着什么，我听不清，因为她一边叫一边哭，断断续续的声音模糊而又刺耳。我突然觉得很烦，母亲、姨妈，还有那些穿着白色衣服、皂白麻布衫的女人们，为什么不安静点呢？那个夜晚，我大哭大闹，再也不肯消停。父亲无奈，借了一辆自行车，连夜把我送回来了，他往我的嘴里塞了一块巧克力，我就再也不哭不闹了。

后来。我奶奶去世了。虽然我自小就讨厌我的奶奶——她老是喋喋不休地骂我跟个野丫头似的不文静——可是当我随着父亲赶回家时，大姑姑抱着我，说：“你没有奶奶了呀。”我就哭了。这是我 次为失去亲人而流下的眼泪。

这回，大鹏把我的这种感受放大了无数倍。

我老是觉得，自己的胸口堵着一团什么东西，很难受。白天在课堂上，魂不守舍；夜间又常常从睡梦中惊醒。坐在饭桌上，一点食欲也没有，任凭父母如何软磨硬逼，扒拉两口就搁下筷子，躲到自己的房间里，长时间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台上的吊兰。

可是，吊兰就那么让我给看死了。

那个傍晚，我放学回家，到了自己的房间。正在厨房里忙活着的父亲被我的一声尖叫惊动了，他一下子就失去了平日里气定神闲的气质和风度，快步冲到了我的房间。

“小小！”父亲惶急地敲了敲我的门。在他准备破门而入时，忽然发现我的门是虚掩着的，就“嘭”地一声重重地推开了门。

“你怎么了？宝贝。”父亲一下子蹿进我的房间，一把抱住掩面而泣的我。

“爹……爹！吊兰死啦。”我抱住父亲，把脸贴在他宽厚的胸膛上。我把这段日子里郁积在心里的一切的一切，全都释放了出来，我放声大哭，泪水很快就打湿了父亲胸前还没解开的围裙。

父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一动不动地站着，用慈爱的双臂搂住我，任凭我在他的怀里尽情地哭。

母亲在我的房门探了一下脑袋，父亲朝她挥挥手，母亲就识趣地退了出去。

当我的痛哭终于停止，变成断断续续的啜泣时，父亲拍着我的后背，轻轻在我的耳边说：

“孩子，人、吊兰，植物、动物，世间万物都一样，生老病死，无可抗拒。要是你懂得了这个道理，我的小小就长大了。”

“嗯。”我冲着父亲点了点头。然后双掌按在父亲的背上，把他往外推——这是我跟父亲从小玩到大的游戏——“爹，我困啦，我想睡一会。”

“好。”父亲反手按在我的手背上，一边顺着我的推动往外走，一边说，“你睡一觉起床吃饭，我把饭热在锅里。吃完了饭再写作业。”

我把房门锁上，用手轻抚着我的吊兰。吊兰已经呈现出没有生机的灰黄色，窗台上、地板上已经有了不少吊兰的落叶，我的手轻轻一触，又有叶子纷纷脱离枝头，无声委顿在地上。

我再次泪流满面，从未有过的哀痛使我身心俱疲。我坐到在床上，斜倚着叠成棱角分明的长方体的棉被上。

我的目光透过窗户，透过窗户外边那棵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悬铃木，看到了远天那一抹殷红的晚霞。晚霞如血，把一个少女的世界洇染得无限心碎。

于是，我忽然间看到了那一片秋日的田野，蓝色的鸭跖草充盈在天地之间，在秋阳下泛着迷人的光泽。无数装在芒萁枝丫上的树叶风车在呼呼地转动着，其间回响着叶笛悠扬绵长的韵律。

我永远都记得，那用来做风车、叶笛的参天大树，不叫榕树，叫霹雳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