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派掌门谭元寿上

有关白癜风 http://pf.39.net/bdfyy/bdfyc/140310/4350935.html

傅谨

  谭门七代,一脉薪传,谭氏家族的历史,浓缩了京剧近两百年的发展历程。以谭门七代为纲目,每代为一章,差不多就是一部完整的京剧史。这七章,每章都有厚重的内容,再现了京剧近两百年的辉煌成就与曲折经历。

  诚然,谭门七代,恰如京剧发展的轨迹,有起有落,并不全是鲜花与掌声。在谭门七代中,第一代谭志道参与了京剧的初创,第二代谭鑫培代表了京剧的成熟与鼎盛,他们的历史地位都不可取代。本书传主谭元寿先生的经历,则另有其厚重,他有比其前辈与晚辈更丰富、更复杂的经历。身处特殊时期,京剧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交织最为紧密。因此,时代的氛围与社会的变革,时时在影响着谭元寿先生的艺术经历和成就。如果要以谭门七代为线索写京剧史,谭元寿这一章,大约最长也最为曲折多姿。感谦和宝堂先生与张斯琦先生为我们写出了这重要的一章,让我们透过谭元寿先生的人生艺事,深化了对京剧的理解。

  宝堂与斯琦为谭元寿先生写评传,我有幸先睹为快。书里很多部分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最让我惊异的是,有记者问谭元寿先生何时成的名。先生回答说,他一辈子也没有成名。我并不想把这只看成谭先生的谦逊或客套。因为无论是他与其前辈或晚辈比,先生都可说是时运不济。表面上看,谭元寿这一生,机会之神对他不能说没有眷顾,然而却总是欠缺一点恩惠。先生从艺为人无可挑剔,然而,倒也真没有享过祖辈那样的盛名。他的运气总是差那么一丁点-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差不多有了独立挑班的资格,如果不是“戏改”让京剧传统班社体制和市场运行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以他的修为不是没有问鼎京剧行的可能,但他却只能归属北京京剧团,为马谭张裘赵“五大头牌”盛名所掩。在他的表演风格走向成熟时,成名成家已是忌讳,为社会舆论所不容,更遑论形成流派。年以后,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仍在盛年的谭元寿,原本还可以大有作为,甚至完全有机会成就为一代宗师,然而,市场开放与活跃的时间是如此之短,他刚刚尝到甜头,开拓市场的努力就被强行中止。那么,谭元寿先生算是京剧领域的大家吗?当然。从历史上看,谭元寿先生的艺术成就固然不及他的曾祖父谭鑫培和父亲谭富英,然而横向比较,更不用说从当前来看,谭元寿先生实可算得上文武昆乱不挡,唱念做打俱佳,在京剧界享有“一览众山小”的高度,无可怀疑。

  因此,评价表演艺术家,评价京剧演员,是可以有不同的标准的。要真正明白一位京剧好角好在哪里,其实并不容易。对表演艺术的评价可以有两个相关但并不完全相同的视角,一是观众,一是内行。普通欣赏者有自己的爱好,且不说谭元寿,就算是对谭鑫培,观众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喜欢的,或许也只是当他们是众多的不同行当、不同风格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的一个分支。但内行自有内行的视角。唯有内行才真正知道一门艺术的精要何在,才能真正理解技艺的高下。所以,谈论谭家,谈论谭鑫培,不只要看清末民初的观众对他近乎膜拜神灵般的痴迷,更要看到,就连代表了京剧全盛时期的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这“三大贤”,都对他尊崇备至。对京剧艺术的领悟和修为高到了“三大贤”这样的程度,都无保留地佩服他的玩意儿,那才足以说明谭鑫培是真好。要准确地评价谭元寿,同样如此。宝堂既是行内出身,又勤于思考,因此他所理解的谭元寿,与普通观众和评论家眼里的谭元寿就不一样。我相信从这个角度,我们更能够看到谭元寿先生的艺术与经历对京剧更切实的价值。尤其是书中对谭元寿的《打金砖》和《定军山》的分析,更足以让人看到内行眼里的谭元寿。至于普通观众仅凭印象,与和宝堂书中所写的谭元寿相对照,感觉或有出入。我们这一代,多数是因《沙家浜》里的郭建光而认识谭元寿先生的。时至今日,已经不大可能亲见他在舞台上完整地表演。他一身绝艺,如果没有“音配像”,大约只能空怀嗟叹。然而,以谭元寿先生那样精湛的功力,只有在给其前辈配像时,才体现了其艺术上的全面与深厚,岂非也让人伤感?然而,我们也大可庆幸,恰恰因为有了“音配像”以及近年来京剧艺术的复苏,才让谭门绝艺有了传诸后世的机会。

  最后,我要感谢谭元寿先生和本书的作者和宝堂先生与张斯琦先生的信任,让我通过这篇小序,表达我对谭家尤其是谭元寿先生的敬意。谭鑫培固然代表了京剧成熟的巅峰,无人可以逾越,而谭元寿先生的历史地位与功绩,也需要今人给予客观的评价与肯定。京剧的传统,有赖于包括谭家后人在内的中青年演员们接续。身处谭门这个京剧世家,谭元寿先生和他的后人,当然有机会承继先辈的巨大声望,但他们既是谭门中人,观众和艺术评论家自然要以谭家的标准衡量他们,这也是巨大的压力。在这份压力面前,谭元寿先生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那么,我们有理由要求其晚辈,同样不负家门与民族的期许,让京剧艺术尤其是让代表了京剧艺术之精粹的谭派艺术长盛不衰,让京剧艺术永世流传。

谭元寿先生(年1月4日—年10月9日)

一 谭门元寿

  说到谭门第五代元寿先生,他历来自称在梨园界,在英秀堂,他即不如在余三胜、程长庚,亦难及高祖谭志道等前辈的指引下把湖北汉调唱成国剧,以致大江南北无声不谭的曾祖谭鑫培;亦不如以一人之力,十年之工使被迫卖掉的英秀堂祖居回归谭氏;并运筹帷幄,使曾祖相中的众位嫡孙中之谭豫升从坐科、出科、搭班、挑班直至独自支撑起曾祖谭鑫培昔日之同庆班大旗的谭小培。然而,他以年届九旬之身,八十多年的舞台生涯,从享誉大江南北的“五龄童”、“小百岁”起步,历经近90年,跨越了一个又一个沟沟坎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京剧神话,使英秀堂再度回归。难怪其祖父谭小培坚信,只有他才是英秀堂整体回归,时来运转的福星,不愧我谭家之后。

  谭元寿自幼随他的亲娘舅、谭派须生宋继亭先生学戏,5岁登台,先后与祖父和父亲以及王幼卿、程砚秋等同台演出《汾河湾》之娃娃生应工的薛丁山。因其边舞边唱,表演规范而灵巧,一句“弹打空中南飞雁”,随之一个卧鱼回身弯弓打弹的动作,流畅而优美,随之就是一个“可堂彩”;一句“枪挑鱼儿水上翻”,随之一个提枪花,更是边唱边舞,手眼身法步,无不精准到位,使这台下的观众叹为观止,随之报以掌声鼓励。他在京、津、沪等地演出均广受   不幸的是他七岁那年,他的母亲在生下他的三弟喜寿后竟然患产后风而永远地,过早地离开了元寿、韵寿和刚刚出生的喜寿三位亲骨肉,真是不堪回首。所幸者,父亲谭富英续娶姜志昭为妻,虽为继母,但因其父姜妙香家教極严,心无旁骛,在京剧界享有“大善人”、“姜圣人”之美誉,所教之女均极为厚道、仁慈,可以说完全秉承了其父姜圣人之美德,不但待元寿、韵寿、喜寿不是亲生而胜似亲生,而且对此弟兄三人始终以“大少爷、二少爷、三少爷”相称相待。元寿、韵寿、喜寿于10岁左右分别到富連成、荣春社坐科学艺。继母姜氏每周总是准时前往富连成、荣春社分别探视正在科班坐科学艺的三兄弟并送去她精心烹制的饭菜,一次不落,从无疏忽。如果她因病无法亲自去送,必督促佣人送去,从不失信,给少年时期的谭氏三兄弟以极大地精神安慰。与谭元寿同科的师兄白元鸣也是少年丧母,二人经常躲在科班的后院共诉失母之痛,对着面抹眼泪。谭家中送来的菜肴比较丰盛,元寿总是与师兄白元鸣一起分享。正是继母的关爱从而使谭元寿三兄弟在科班保证了健康的身体,又从继母的关爱中感受到家庭的温馨。

  我曾冒失地问过谭元寿先生,您感觉您的这位继母真的不错吗?如今年届九旬的谭元寿毫不犹豫地说:“不错吗?我不客气地说,这普天之下我就没听说过有这么好的后妈。不管在何时何地,我们这位继母见到我们三兄弟永远和蔼可亲地以大少爷、二少爷、三少爷相称相待。在大外廊营提到继母姜氏更使全院男女老少油然生敬,赞不绝口;谭富英先生更戏称姜氏所生之凤云、凤霞、凤珠三女和一子寿昌为大外廊营之“姜派”,而所谓“姜派”之特征,就是最突出地秉承了姜妙香先生所信奉的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的日常训导一丝不苟地实践之。

自谭元寿出科后即在祖父和父亲的支持下于京、津、沪、汉、鲁以及江浙一带的水、旱两路戏班演出。尤其遵循家训,转益多师。最可贵者,是他今天虽被后生晚辈视为京剧生行之领军人物,他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很难与父辈比肩,至今保持着虚怀若谷地谦逊姿态。

二 祖居回归

  谭元寿直言当年的大外郎营一号大院“英秀堂”,是谭家兴旺的风水宝地,但是他本人却没有能够出生在这块谭家的风水宝地。而是在其曾祖谭鑫培于年病逝十年后的年,出生在大外廊营路北的26号院。

  当年他的祖父谭小培一心复兴谭派艺术基业,总想着京西戒台寺达文住持反复跟他叙述的其父谭老祖的墓地“背靠卧龙山,面向永定河”这一风水的含义,自信谭家必有中兴之日。从此暗下决心,一要谭字大旗重张在京剧的舞台上,二要让祖上的香火薪传,三要归还祖居和基业,以不负先祖创业之艰辛。

  为此,谭五爷在离开祖居后,先是在离大外廊营不远的南堂子胡同租了一套房子暂住。为重整家园,东山再起,他不管文戏武戏,如《桑园寄子》、《失空斩》、《群英会?借东风》、全部《龙凤呈祥》或武戏《龙潭鲍骆》、《连环套》、《战宛城》等无所不演,在每天京城的演出海报上他要观众天天看到那个充满着京剧气息和皮黄韵味的“谭”字旗帜不倒,以起到让观众和同行们对谭派艺术念念不忘的作用。

  不久,谭家的第四代传人,刚刚进入富连成科班仅仅两个月的谭富英(乳名椿儿)与他同科的花脸学友翟富夔在浙慈会馆的估衣行会上首次联袂登台,正式主演了老生戏《黄金台》。京城报刊在介绍演出时说:“谭富英扮相极佳,一做一唱,亦颇有可取之处,看客均赏赞不已,足见富英秉性聪慧。”等等,这样的宣传报道对一个首次登台的科班学生来说,无疑是极为罕见的,更是一个极好的兆头,预示着谭家的香火已经得到接续。其实,谭富英演出如何,经验丰富的已故祖父谭鑫培心里早有定数,否则,谭老爷子也不会狠心把自己最心爱的嫡孙送到炼狱一般的科班去经受那常人难以忍受的皮肉之苦和筋骨之累,并一再嘱托,坚决不要科班给予任何关照。

  再说谭小培到底得到过他父亲谭鑫培的亲传,现在存世的大量唱片就曾使许多对他存有偏见的顾曲者在聆听之后大为惊讶。甚至打来电话述说他们的惊喜,并称谭五爷那唱法的讲究和娴熟、纯正足以成为当时挑班的头牌老生,尤其是年,谭老爷子的义子杨小楼和谭小培、尚小云与秦腔艺人出身的白牡丹,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荀慧生,以“三小一白下江南”的组合形式,连续在当年上海南京路的旧天蟾舞台(即现在的七重天)演出了四个月,连连客满,在上海滩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留下了隽永的回忆。有的戏园子陆续与谭五爷洽谈演出事宜,同时上海的几家唱片公司也先后约请谭五爷灌制唱片。当然也有的唱片公司在为谭小培灌制好唱片后,为谋取暴利,在出版时竟然署名“谭鑫培”或“小叫天”,因此价格不菲,又十分畅销。这件事,谭五爷惟恐亵渎先人,多次要求他们改正如此的假冒行为。而唱片商尝到了甜头,竟然再三再四地假冒“谭鑫培”或“小叫天”的名义发行赝品唱片,据唱片收藏家统计,当时就有将近18张赝品唱片问世,这给谭小培带来不少烦恼,更给谭派艺术的传承带来混乱,许多谭派的爱好者更是公开陈述赝品唱片的危害。尤其是对谭派艺术倍加珍爱的梅兰芳先生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凡看到商店出售或听到电台播放谭鑫培的《黄金台》、《空城计》等赝品唱片时,就立即拨打电话,要求电台停止播放,以维护谭老祖的声誉。

  就在小培一心热衷于舞台演出和灌制唱片的时候,又有一个新的现象,让他很受鼓舞。这就是因为北京同仁堂乐家老药铺在金鱼胡同那家花园为乐家老太太过生日举办的一次堂会。那天是谭小培与他的岳父德珺茹和正在科班学戏的儿子富英三代同台演出《群英会》,大轴子是余叔岩的《珠帘寨》,余三爷一到后台就冲谭五爷拱手作揖表示祝贺,说一门三代同台,古今少有,可喜可贺。然后又特意把谭富英叫过来,亲切地询问他在科班学戏的情况。这时同仁堂的乐十爷过来,从手上褪出一只通体碧绿的翡翠扳指,亲手给谭富英戴在手上,说:“豫升啊,这只扳指可是无价之宝呀,是当年太后老佛爷赏给你爷爷的,后来你爷爷又转送给我,谁让我们是拜把子的兄弟呢。今天你戴上它演出,演出后,交还给我,我今天当众说话算话,哪一天,豫升独自挑班了,我亲自把这只扳指送到府上,完璧归赵,以祝贺豫升挑班成角儿。”谭富英听罢诚惶诚恐地把扳指戴在手上,然后深鞠一躬,说:“谢谢十爷爷栽培。”这时大家也都说了许多鼓励的言语。

  那天的演出,是谭富英的母亲德夫人事先跟她父亲说好的,特意让这位老三庆班的小生名宿、徐小香的亲传弟子德珺如老先生陪外孙子演一出戏,以示提携。作为皇亲国戚的德先生虽然是票友下海,却是当时京剧界小生行的泰山北斗徐小香的传人,由于年逾古稀,身体多病,脱离舞台已经多年,这场演出完全是因为疼爱外孙,勉强上台的。演到“苦肉计”打黄盖一场,德先生就明显力不从心了,当时扮演鲁肃的谭富英几乎是搀着扮演周瑜的姥爷下场的。据说这也是德珺茹先生平生的最后一场登台演出。不过,姥爷的心血没有白费,他看到了自己外孙的成绩,还是非常满意的。

  演出后,谭富英就到余叔岩先生的化妆间去看余先生勾画李克用的脸谱。余先生看到富英,总是像自己的子侄一样亲切。他让富英坐下,告诉他:“我今天演的这出《珠帘寨》就是你祖父根据花脸戏《沙陀国》改编的,全剧李克用的唱腔几乎都是花脸腔,而你祖父非常绝妙的是,他几乎原封不动,仍用老生唱法,这也是你祖父的一大发明。开始还有人说,老生怎么能唱花脸腔?现在大家都唱,又好听,又新颖,越唱人越多,也就没有人说了。但是你爷爷为了说明这出戏原来是花脸戏,就要留下个基址,因此要像花脸一样勾脸。虽然不能勾六分脸,但是要在抹彩后,在脸上勾画出老年皱纹来,以区别花脸与老生的装扮。”余先生勾完脸,看着富英,拉着手说:“豫生啊,我这出戏完全是从你们谭家来的,等你出科后,我保证全部还给你们谭家。我们余、谭是一家嘛。你的祖父谭鑫培当年拜我的祖父余三胜为师,后来我又拜你祖父为师,我们从不分彼此。我对你,保证做到有求必应,你只管放心。”余先生说完了,就让富英到台下看戏去了。

  这一切,谭五爷都看在眼里,心里想着自己的父亲当年忍痛坚持让富英到富连成科班坐科学戏,如今有了出息,心中暗暗对父亲说:“老爷子您真英明,今天正如您老人家所预料,咱们谭家终于有望了。”

  是呀,老岳父以古稀之年,亲自登台提携外孙富英;余三爷对富英关怀备至;乐十爷用他最心爱的扳指以激励富英的进取,今天富英在台上也确实表现不俗,如此等等征兆看来英秀堂的复兴已经是众望所归了。不过,今天富英的鲁肃一上台怎么能念“运筹扶汉室,参赞保东吴”,而不念咱们谭老祖的“剑气冲霄汉,文光射斗牛”的上场对儿呢?这个戏路子和辙口就不对呀。眼看富英还有一年就要出科了,这戏路子将来怎么能搭班唱戏呢?为此谭五爷找到余三爷,商议谭富英在科班学习的戏路问题。余三爷一听,很严肃地说:“五哥,这个可是大事,这样吧,哪天您把豫升从科班叫回来,咱们哥俩听他唱两句再琢磨着如何给他规饬吧。”

  过了两天,谭富英从科班请假回来,由小培带着就直奔椿树头条余叔岩先生的范秀轩,两位长辈询问了他在科班学戏的情况,把他学过的文戏和武戏的路子说了说,又问他学习昆腔的情况。当听富英说到入科后,首先学习的是昆腔中的《弹词》、《宁武关》和《仙圆》,而且演出最多的是《弹词》,每演必唱七转,甚至九转。余三爷说,好,好,看来富连成重视昆腔垫底,重视武戏和舞台上的实际演练,都很好,但是与大班的演出互不往来,各行其是,尤其是与咱们谭老祖的戏路相差太远,现在大家都学谭,豫升又姓谭,却不按老爷子的路子走,那可是说不过去的,人家听戏的也不答应呀。五爷,我看咱们哥俩得下大力气给他重新下卦,好好给他规饬规饬吧。

  五爷一听,深为余三爷的认真态度所感动,就这样,由小培出面,到富连成给儿子请假,除每天照常在科班练习武功,学习文武昆乱各种教学剧目并参加广和楼的实习演出外,就回家来,或者到范秀轩由两位长辈轮流给他一出一出的重新下卦。

  一年后,谭富英出科,并做毕业演出,剧目与他入科时的剧目一样,依然是《黄金台》,当然此《黄金台》,已非彼《黄金台》,其中已经渗透着余三爷与谭五爷的心血。有现场记者介绍说,在谭富英扮演的田单与搜府的伊立斡旋时,伊立气势汹汹地喝道:“田大人,这个话可不能这个说法。”谭富英扮演的田单竟然冲伊立一笑,慢悠悠地撩起官衣下摆,翘起二郎腿,双手在膝盖上一搭,表现出兴致盎然地样子问:“呃,公公,但不知要怎样地讲—法—呢?”仅仅这一句装傻充愣又非常尖刻地念白即赢得台下的可堂彩声,并称“今日富英已是唱做俱佳”。

  演出后,科班破例还给他开了戏份,显然是希望他继续留在科班演出效力。当时就有上海几个戏园子的管事,看完戏直接找到谭五爷,请他们父子到上海演出。五爷遂请叶春善和萧长华两位总管吃饭洽商,一是感谢科班对谭富英的六年培育,二是辞班,说明上海有人前来约请演出的情况。接着,五爷带着儿子到了上海,首先在亦舞台出演。

  这上海与北京不同,北京是班社制,各班演各班的戏,演员可以流动,但是主演不动,而上海是班底制,各戏园子都有自己的班底,也称基本演员,而且班底演员大多不动,主演可以在各戏园子流动,尤其是北京到上海演出的演员,大都是带着自己的底包演员单枪匹马到上海就可以演出了。当然自己的私房胡琴,私房鼓,以及主要配角和跟包带与不带就是主演自己的事情了。因此小培带着儿子和班底到了上海,现成的戏,又有自己的琴师、鼓师和后台的箱官、跟包,都不用说戏,也不用排练,都是台上见。头一天打泡戏遵循谭老祖在上海滩演戏的惯例,依然是《一战成功》,也就是《定军山》,依然是一炮而红。接着又演出了《战太平》、《打棍出箱》、《珠帘寨》等谭门本派的戏,反映都很热烈。演出后又按事先所定的演出合同,到其他戏园子轮番亮相演出一期或两期,均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和可观的票房收入。总之,初次赴沪,首战告捷,为谭富英以后到上海演出打开了长远而广阔的市场。当然,这次演出的成功,也给谭富英立下了一个演出模式,那就是以后每到一地首次亮相,必然是以《一战成功》打泡,而且必然是“一战成功”。

  回到北京,谭小培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带着谭富英到范秀轩,向余叔岩先生行拜师大礼。在这里,笔者有必要说明一点,当年谭小培41岁整,余叔岩34岁,师兄肯于带着自己的儿子到师弟家中拜师,而且学的是谭家的戏,可以想象,这位谭五爷是何等气度,何等胸怀!对于谭派艺术的态度又是何等虔诚!历史证明,正是谭小培此举,使余叔岩成就了谭富英,开创了英秀堂的中兴之路。所以多年之后,谭元寿总说,我的祖父谭小培是谭家的第一大功臣,是他牺牲了自己的艺术功名,真正做到了承上启下,为英秀堂历代薪传奠定了扎实的根基。我们现在讲换位思考,谁能像谭小培那样正视现实,坦率承认师弟比师兄高明并心甘情愿易子而教呢?

  从此,谭富英先生每天在父亲的督促下坚持到范秀轩学戏,一边深造,一边搭班演出。

  再说这余叔岩先生的“范秀轩”,高堂悬挂着谭鑫培即谭英秀的大幅照片,余三爷每天顶礼膜拜,并解释说,自己始终以英秀堂的谭老师为典范,故名“范秀轩”。有一次梅兰芳先生到范秀轩研究合作《梅龙镇》,一进门就看到余叔岩正在聆听谭老祖的唱片《卖马》,余先生一边把唱片拿下来收好,一边说:“老师的唱片我是每天必听的,这叫学而时习之,但是我不能完全按老师的唱法,因为我的嗓音与老师不一样,不能照搬。”年,就在余三爷最后一次灌制唱片前,担任鼓师的白登云先生到范秀轩商议唱片灌制的具体技术问题。因为过去的胶木唱片是双面的,一面三分半钟,一面唱多少句,过门多长,每句唱腔唱多少板,余先生在家都是用秒表反复掐算好的,与舞台版本完全不同,当然琴师和鼓师都要严密配合,分秒必争的。那天,当白先生来到范秀轩,一进门就看到余先生客厅高挂着谭鑫培大幅照片,白先生感觉奇怪,就说,余三爷,您今天身为咱们老生行的泰山北斗,怎么还供奉老谭的照片呢?余三爷急忙摆手,说道:“罪过,罪过!可不能这么说,我和谭老师比,不过九牛一毛,谭老是我永远学习的典范,他的唱片是我临摹一生的法帖呀。”

  谭富英看到范秀轩悬挂的爷爷照片,又亲眼看到余先生对自己的爷爷如此虔诚与崇敬时,既感动,又亲切。幼年时的谭元寿也永远不会忘记,那是年10月31日,北京梨园公会在西珠市口给孤寺的第一舞台为十六省水灾演出赈灾大义务戏的时候,他父亲谭富英要求提前演出,排在第四出,是他的拿手戏《定军山》,但是不带“斩渊”,接着第五出是尚小云的《穆柯寨》,第六出是程砚秋、王少楼的《贺后骂殿》,第七出是杨小楼、小翠花、郝寿臣、钱金福的《战宛城》,最后大轴子是梅兰芳与余叔岩的《游龙戏凤》。那天,6岁的谭元寿跟着父亲去演出,《定军山》演出后,只见父亲急忙卸装,然后带着他乘坐着他家的“美国道济”汽车直奔椿树头条的余叔岩先生家,来到范秀轩,谭富英赶紧帮助余先生换衣服,提靴包,搀扶着余先生乘车前往第一舞台。来到后台,富英又忙着帮助余先生换衣服,化装,蹲下来给余先生穿靴子,系靴子带,忙前忙后,照顾得无微不至。直到最后演出结束,元寿跟着他父亲又把余先生送回范秀轩。

  笔者为什么对这件事情知道得如此详细呢?

  说来很有意思,那是在余叔岩先生演出《梅龙镇》70年以后的事情。当时元寿先生已经年逾古稀,基本脱离舞台,每天下午的午睡从一点到四点是雷打不动的。中央电视台要给他录制节目,也要安排到下午4点以后,可是有一天下午中央电视台为他的师叔王琴生录制节目,他中午一点准时到达了中央电视台。有位电视导演惊奇地问他:“谭老师您今天下午怎么不睡午觉了呢?您的午睡不是雷打不动吗?”元寿说:“王琴生先生是我的师叔,就跟我父亲一样,他今年90多岁了,到中央电视台来录象,你想,我的‘老家儿’来录象,而我却在家睡大觉,岂有此理?”

  那天,我亲眼看到谭元寿在王琴生先生的前后左右忙着穿服装、戴盔头,或跪在地上给王老穿厚底靴子。因为那天天气比较热,他还拿了一个手持电扇,用手举着给王先生吹风降温,然后坐在舞台旁边恭恭敬敬地观看王先生录象,时而虚寒问暖,怕他累着。我问他,您是一位名角儿,怎么也会做这些伺候角儿的工作呢?元寿说:“我在六岁的时候,随我父亲到第一舞台演出,演出后我跟他一起去椿树头条接余叔岩先生,那天的大轴是梅兰芳、余叔岩二位前辈的《游龙戏凤》,我就看见我的父亲鞍前马后地伺候余叔岩先生。这没有什么会不会的,你自己也唱戏,自然知道演员怎么扮戏,什么时候需要做什么。你要孝敬他,自然就知道怎么伺候他了。今天我给我师叔跟包,完全是按着当年我父亲给余先生跟包的方式,真正是上行下效而已。”由此可见在元寿的少年时期,他父亲的一点一滴就给他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自从谭富英拜师余先生后,他就更加专注学习余派艺术,当然,作为一个活跃在舞台上的演员,既不能忽略舞台实践的重要性,又要随时注重艺术的不断修养和深造。所以他一边拜师深造,一边坚持搭班唱戏。他所搭的第一个戏班就是当时在北京最为引人注目的,由五大名伶之一的徐碧云为领衔主演的育化社,第一出合作剧目就是《绿珠坠楼》,由徐碧云扮演绿珠,谭富英扮演石崇。当时徐碧云的经济后台就是北京以瑞蚨祥为首的“八大祥”绸缎庄的总经理孟觐侯,演出以来在北京甚是红火,甚至一度出现了与四大名旦不分轩轾的程度。特别是在年北京顺天时报举办“五大名伶新剧目评选”,因为由瑞蚨祥绸缎庄孟觐侯幕后操控,徐碧云的《绿珠坠楼》竟然排名在荀慧生的《丹青引》之前,不过北京观众在看徐碧云的戏时往往说:“走,咱们看瑞蚨祥的戏去。”

  就在谭、徐二人合作演出红极一时的时候,谭富英的婚事也提到了日程。那是年的5月11日,即农历四月初八,18岁的谭富英与著名谭派须生宋继亭的三姐、17岁的宋洁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宋洁贞生下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却都不幸先后夭折,这给全家人的心头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更为晦气的是当年自大外廊营一号迁居到南堂子胡同之后,家里纠纷不断,可谓诸事不宜。谭五爷演出不少,文武不挡,却不见钞票入账。后来儿子谭富英出科,尽管在四大名旦的班社挂二牌老生,收入可观,舞台上更是光彩照人,可仍然是入不敷出,在最困难的时候,几乎当卖一空。就是小培和富英爷儿俩演出,都要临时到当铺把戏装赎回来,演出后再把戏装接着送回当铺。后来有邻居告诉谭五爷,说他们住的这个院子是北京南城的四大凶宅之一。五爷一听,很是害怕,遂马上搬家,迁徙到大外廊营26号院住了下来,可是家境仍然不见好转,这使发奋图强的谭五爷非常焦虑。

  然而,就在年,谭富英与宋洁贞夫妇辗转京城各大庙宇,烧香许愿后,终于生下第三个孩子,为求得长寿,取名寿颐,作为祖父的谭小培特意为这个新生的孙子打制了银制的长命锁,并取乳名“百岁”。眼看这个小百岁越长越结实,接着宋氏夫人又先后生下寿丰、寿永两个男孩,这就是后来活跃在京剧舞台上的文武老生谭元寿、丑角谭韵寿、武生谭喜寿。由于男丁兴旺,这使小培和富英父子格外高兴。更让谭家高兴的事情,则是自元寿出生如福星降临,使谭家终于时来运转,好事不断。最让谭五爷心情舒畅的则是在小百岁一周岁的时候,大外廊营一号大院终于回归谭家。同时自谭元寿降生后,眼看着他的父亲在他祖父的主持下,演出的票房收入与日俱增。他祖父每到一地演出后,就是忙着数钱,那时私人没有支票,也没有银行的存折、转帐等手续,演出后,前台经理就把整麻袋的现钞送到谭小培的房间,再由他亲自清点、打包。说到这里,后来居住在台湾的著名旦角演员、上海戏校的高材生顾正秋在她的“传记”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她亲眼所见谭小培先生在上海点钞票的故事。

  因为当时的顾正秋是谭富英的干女儿,谭小培则是她的干爷爷,所以在上海演出时,刚刚从上海戏曲学校毕业的顾正秋就搭谭富英的同庆社演出,挂二牌青衣。演出前她总要到谭家在上海的临时住所对戏,说戏,然后一起吃饭,上戏园子。谭小培是谭富英剧团的大总管,也是经纪人。顾正秋说:“有一天,戏园子前台老板给谭干爹送来包银,是用麻袋装着钞票。当小培爷爷收到这一大麻袋钞票,真是笑得合不上嘴了,他叫我,小姑娘,来帮我点点票子。就在他屋里,他把麻袋里的钞票都倒在床上,一捆一捆的点数。那时候的钞票是老法币和关金,这一大麻袋为数是很够规模的了。我也是平生眼见的最多的一次现钞。当时我也很为面对这么多的纸钞而兴奋,眼花缭乱,可是现在想想,那时侯的人为什么这么笨,怎么就不会开张支票呢?那天小培爷爷可高兴了,将钞票数清、装好,再把它藏到床下面。据说回北京时要将现钞兑换成金条才能上火车的。”

  当然,顾正秋说的这一段情景是抗战胜利时她从上海戏曲学校毕业以后在谭家的同庆社搭班演出的事情了。但是谭小培管钱,数钱,却是从谭富英一出科就开始了。从搭班唱戏,到年自己挑班唱戏,都是谭小培统筹全局。这也是谭小培“光复英秀堂”整体计划的重要部分。先有谭富英的中兴之举,后有大外廊营一号大院的整体回归,都在谭小培的运筹帷幄之中。可是从谭家的人来说,谭元寿的降生确实给谭家带来了鸿运。因为自从谭元寿出世后,只要他父亲一唱戏,他的祖父就会将一麻袋一麻袋的钞票兑换成金条后带回北京。接着许多堂会戏接踵而来,又有不少唱片公司主动找上门来,为小培与富英父子灌制唱片,所以不过一年,就让这“医院”迁出了大外廊营一号。眼看着“原神归庙”,“医院”的招牌从大外廊营一号的大门边上摘了下来,重新挂上了“英秀堂谭”的牌匾。然而,在祖父谭小培看来,这一切都是谭家的福星、他的宝贝孙子谭元寿给带来的。

三 母子情深

  10年前,谭家七子闹分家,10年后,小培一人独掌英秀堂,谭家的祠堂再次点燃起香火,找回了谭家的尊严,找回了谭家中兴的根据地。弟兄七人的夙愿,小培一个人就完成了。为此,当时有人在报刊上做一漫画:谭鑫培、谭小培、谭富英祖孙三代人并排,小培右指父亲说,你儿子不如我儿子,又左指儿子说,你父亲不如我父亲,以此讽刺小培先生上不如父,下不如子。谭家人看到此画唯恐谭五爷看到后气恼,岂料,一日小培公自己对全家人介绍此漫画,还说:“你们看,这幅画画得多好啊!”

  为此,谭元寿先生很严肃地对我说:“在我曾祖去世,英秀堂大厦将倾的危机中,谁能审时度势,一面在舞台上撑起谭派艺术的大旗,一面忍辱负重地培育自己的儿子。一面承认师弟余叔岩超越自己,带儿子前去“范秀轩”拜师学艺,一面承认儿子在舞台上超越自己,遂退居二线,给儿子甘当助手。他始终瞻前顾后,左右逢源,为谭富英在舞台上航行的航船掌舵,谨慎前行,以致才有后来大红大紫之谭富英。不是我说,凡是咱们的同行哪位不对我祖父脚踏实地的重兴英秀堂敬佩有加啊?”

  不过,元寿先生很客观地说,以我亲身经历所见,在谭家处于低谷的时候,真正关照谭家,诚心帮助祖父和父亲的还是余叔岩先生,那时的“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已经取代谭鑫培,为京剧舞台上的三大头牌,是京剧界的代表人物。余三爷不仅让谭家的二爷嘉瑞,也就是元寿的二爷爷给他帮忙,实际上给予二爷爷生活上的补贴和关照。当然余叔岩更对他当年拜师谭鑫培而热心引路、联络的谭五爷始终心存感激,来往频繁。尤其关心谭富英当年在科班的学业。元寿先生还清楚记得当年,经常看到余三爷到大外廊营祖居来看望,逢年过节,必到祠堂祭奠。他还记得,余先生曾经指着院子里的一棵树的树杈亲切地对他说:“小百岁,你要记住,当年你的曾祖父每天就是在这棵大树下压腿,踢腿,练功的。或者说当年你曾祖父就是在这个房间中由你的梅雨田爷爷给他调嗓子的。你知道吗?过去我们只有西皮摇板,没有二黄摇板,现在的二黄摇板就是人家梅大爷发明的。像你曾祖唱的《洪洋洞》‘孟良盗骨无音讯’就是人家梅先生的一大发明,也是你曾祖最早唱出来的。不信你可以问你爷爷。我们可千万不要把人家的功绩给忘记了。”余先生在这里说的梅大爷就是梅兰芳的大伯梅雨田,曾长期为谭鑫培伴奏,并留下了共同的传世杰作,即《秦琼卖马》、《洪洋洞》等谭老祖唱腔艺术的经典唱片。

  元寿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觉得余先生每到大外廊营祖居来,总有一种朝圣般的感觉。他也多次看到余三爷爷与祖父在烟室对卧烟榻,一边吸烟,一边回忆当年曾祖演出剧目的神来之笔,进行探讨,并且经常因为一个细微情节的记忆不同或看法不同而与祖父争论不休,甚至真像吵架一样,急扯白脸,可见他们对艺术是多么叫真。他还记得父亲和师叔王琴生在一旁伺候他们吸烟,总是毕恭毕敬,从不多说一句话,而且认真地从两位长辈的谈话和争论中领悟到谭派与余派艺术的奥妙。这给元寿先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群雄逐鹿的京剧舞台上,那个名角不是争取早一日挑班唱戏,多赚一些名和利呢。又有多少人在谭五爷面前建言,说谭富英足以独步天下,劝谭五爷尽早为谭富英挂牌组班。而谭五爷在谭富英年一毕业,独自赴上海演出成功后,却依然连续为梅、程、荀、尚、筱、王(即王瑶卿之弟王幼卿)等“六大名伶”跨刀(即做重要配演),或与“四大坤旦”并挂头牌,直到12年后的年,经梅兰芳先生再三建议,说:“他五叔,您怎么还不放心呐?我豫升兄弟足以独当一面了,该让我兄弟自己挑班了。您这样,别让我把我的兄弟给耽误了。”这谭小培一听,更加感受到梅兰芳先生的真诚,才决心尽快让谭富英独自挑起扶椿社的大旗。从而使谭富英稳步跻身于四大须生之列,也使大外廊营一号院“原神归庙”,您说这谭小培是无能吗?所以,每次谭元寿提到他的祖父谭小培,就会翘起大拇指说,我的祖父才是我们谭家的大功臣,真正是大孝格天哪。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在谭五爷一家搬回大外廊营一号院第五个年头,也就是他的大儿媳宋洁贞夫人在生育第三个儿子喜寿的时候,患上产后风,尽管多方求医问药,烧香许愿,终因不治,就在她生下喜寿一百天的时候,不幸过早地离开了她的丈夫和三个孩子,离开了大外廊营一号。其时,这位文静贤惠,端庄善良的宋洁贞夫人年仅34岁。

  在谭元寿幼年的记忆中,每次外出玩耍,或到舅舅宋继亭家学戏,回到家后总是看到母亲躺在炕上,有气无力地跟他招招手,他就爬到炕上,依偎在母亲身边。然后把舅舅教给他的戏唱上一遍。听他唱的有了进步,母亲的脸上就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当谭元寿以“五龄童谭百岁”的名义在北京金鱼胡同那家花园第一次登台,与祖父谭小培、名旦王幼卿合演《汾河湾》的时候,后来与父亲谭富英、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在上海合演《柳迎春》的时候,并在报刊上登出醒目的广告词,曰:“谭鑫培之玄孙、谭小培之令孙、谭富英之令郎,五龄童、谭百岁准予今晚在上海八仙桥的黄金大戏院演出《柳迎春》(即全部《汾河湾》)中客串薛丁山”这对梨园世家出身的宋洁贞来说,感到自己年仅五岁的儿子真正有了出息而心满意足。接着,在北京珠市口的开明戏院,天津的中国大戏院等地元寿又与父亲谭富英、名旦王幼卿同台演出《汾河湾》,如此别致的海报与头衔,自然引发观众特别是“谭迷们”的极大乐趣。每逢演出,当年仅五岁的谭元寿身背弹弓,手持长枪一出场,那一脸的稚嫩和认真,就会博得满堂喝彩声。那规范却又稚嫩的动作,满宫满调的唱腔都会得到观众特别热情地鼓励。从此谭家的“小百岁”大名远扬,就连当年在天津撂地说相声、兼唱京剧的侯宝林和夫人王雅兰都说,这天津卫许多唱一出戏的演员都没有他“小百岁”名气大,更没有他红得快。

  而当年每次演出回来,谭百岁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向自己的母亲仔细地讲述演出的每一个细节,他一边讲,一边手舞足蹈,一边述说自己如何表演,一边介绍观众是如何地欢迎。说到有趣的地方,他发现身体虚弱的母亲就会笑出声来,得到莫大安慰。而他为自己能给母亲带来一时的欣慰,减少一点儿病痛的折磨,脸上也会显出非常得意的样子。

  如今,这样的场景已历经了八十多个春秋,元寿先生说,现在我只要一闭上眼睛,仿佛就看到我的母亲躺在炕上,抚摩着我的头,问我:“寿颐,今天你舅舅又教你什么戏啦?”“寿颐过来,跟妈妈说说今天晚上演出的怎么样啊?”“寿颐,这次去天津,看见大火轮了吗?跟妈说说呀,昨晚上唱的怎么样?”尽管后来我的继母是“姜圣人”即姜妙香先生的女儿,名叫姜志昭,又生下我的妹妹凤云、凤霞、凤珠和寿昌弟弟,但是继母待我们兄弟三个确实不是亲生而胜似亲生,使我们三兄弟永存感激。不过,在我的一生中,我的亲生母亲永远是我最亲最亲的亲人。如今我也已经到了耄耋之年,却总也忘不了趴在母亲的床边唱《搜孤救孤》,她一边给我拍着板,一边慈祥地看着我的情景,每当唱完一段,母亲就会马上给他鼓掌,同时给他叫一声“好——!”真好象是刚才发生的事情一样。”真真没齿难忘矣。

四 七年“大狱”

  说起坐科学戏的往事,在谭元寿说来真是如同“七年大狱”,件件往事,历历在目,催人泪下,不堪回首。可以说既是他的一段励志的成长史,也是一段终生难忘的血泪史。年,元寿出生在大外廊营26号,10年后,谭小培仿照当年谭鑫培忍痛要谭富英到富连成坐科的做法,亲自把谭元寿送入富连成第六科元字科坐科,取艺名元寿。先后师从雷喜福、王喜秀、张连福、王连平、茹富兰、刘盛通等老师。由于这些老师都是教学经验非常丰富,已经是满园桃李的老园丁了,舞台上又多有实践经验,在社会上享有盛名。例如雷喜福先生在富连成与马连良、谭富英、李盛藻有“老生四杰”之称,王喜秀还有个艺名叫“金丝红”,尤为擅长《战太平》、《定军山》、《打渔杀家》等谭派戏。茹富兰先生出身京剧世家,家学渊源,茹家的身段之讲究,把子功之精湛,武小生戏之细腻,外界看着其美无比,内行更是心悦诚服,都认为在京剧界,茹派的小生和武小生、武生戏异常精致、讲究,与许多“大路”的武小生、武生戏迥然不同。元寿也深为自己得到茹富兰先生的真传实授并感恩不尽,终身受益。王连平和沈富贵先生不但会戏极多,而且能教全场,抱总讲,从主演到上下手,从教学到排演,从派角色到演出,都是有条不紊。元寿坐科时王连平先生就给他们排演了八本《混元盒》,亲自给他教授过《连环套》等戏。他的老生戏还有张连福教的《取帅印》,雷喜福教的《群英会?借东风》,刘盛通教的《鱼肠剑》等等。尽管当时富连成的老老板、创始人叶春善已然过世,总教习萧长华也已经退居二线,改由叶龙章主事,叶盛章主管教学,元气已经大伤。自元寿入科后,富连成长期演出达20多年的广和楼因故停止了演出合同,只能每天到鲜鱼口的华乐戏院演出日场,晚上再分包,分别在西单的哈尔飞(当时称“大光明”后称西单剧场)和长安大戏院演出晚场。连叶家的五少爷叶世长也认为当时富连成确实很不景气,为了应付票房收入,难免就要搞一些灯光布景大制作的“彩头戏”,如《乾坤斗法》又称《桃花女三戏周公》、《狸猫换太子》、《天河配》、《广寒宫》等等,不料,有一天演出《广寒宫》的时候,突然戏院失火,连烧三个小时,损失惨重,一时无法演出,老师和学生也就暂时休学了,这对富连成可真是雪上加霜。又经过一番诉讼,私下联系警察局的督察长,查明原因:乃戏院隔壁的长春堂药铺电线老化引起火灾,获得十万元赔偿,才能重新购买戏箱,并迁移到广德楼继续演出。

  自谭元寿入科后,虽然科班就在离家不远的西珠市口路北45号,即原来的纪晓岚故居,现在的晋阳饭店,(当时因为富连成遭遇挫折,一时无房,而于连泉先生当年买下这座庭院后,因面积太大,家里人少,空房一多,据传说经常闹鬼,无人敢住,所以一直闲置。而富连成一时办学无房,于连泉先生知道后,为感念富连成培育之恩,遂无偿奉送,以报师恩。甚至为维护科班和师长名誉不留馈赠之名,可知小老板之苦心。(不过,也有后来富连成曾经补付于家房款一说)可是按照科班的制度,学生平时不许回家,一年只放三天假,也就是腊月二十七演出封箱戏后放假,除夕晚上就必须返回科班,准备大年初一的演出。这是富连成三十多年的老规矩了。如果说也有一些变化的话,就是每星期一家长可以探视学生,为此每逢周一,许多学生都翘首期盼着家长的探视,有的希望知道一些家中的消息,有的希望家长能送些好吃的东西,改善一下伙食。当然,家庭情况不同,有的家庭困难,没有时间和能力来探视,如此空等许久,却依然见不到家长的学生,心情则是非常难过的。

  元寿先生好交朋友,如张春华、范元濂、茹元俊、曹韵清、夏韵龙、杨元才、刘元鹏、冀韵兰都是他拜把的兄弟,人缘极好。当时家里用手提食匣送去饭菜,元寿先生总是与同窗好友分享。与元寿先生最要好的一位师哥就是鼓师白登云的儿子白元鸣。两个人的生母先后病逝,思母心切,小哥俩经常跑到后院找没有人的地方,述说自己思念亲娘的苦衷,然后相对啼哭。白元鸣总说,人家元寿先生家境好,对人也大方,他家送来饭菜,就把我叫到后院,让我解解馋,打打牙祭,我们同甘共苦,也是对我丧母的安慰和同情。

  在富连成科班的七年学徒生活,所以称为“七年大狱”,实指严格封闭的管教与严厉“打戏”的相伴。一年一次大假,即春节前三天,若赶上排练过年的新戏,三天假期也只好作罢。在元寿先生的记忆中,七年之中,他只赶上了三个假期,总共回家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十天,因此每天都在盼望着礼拜一的“接见”。虽说谭家与班主为世交,更是至亲,元寿先生的舅妈就是班主叶春善的二女儿,舅舅宋继亭和舅妈都对元寿兄弟疼爱有加,以弥补他们亲娘早逝的遗憾。但是祖父小培先生留下话了,“该怎样管教就怎样管教,不必手软”。科班讲究“打通堂”,一个人淘气全班同学跟着挨打,全是趴在板凳上挨竹板,如果说比较讲人道的话,就是在打屁股之前,先把生殖器保护好,以免误伤,造成终身遗憾。由于小培先生关照过,班主对元寿先生总是“特殊照顾”,别的同学打十板,而打元寿则是二十板,于是经常遭受不白之冤又无处倾诉。有时挨了板子之后不能下板凳,由师兄弟给他抬了下来,走路已经很艰难了。但是,该练功的时候还要练,该拿顶的时候还要拿顶,根本没有专门休息养伤的时间。现在我们听起来不免胆战心寒,元寿先生却解释为自己太笨。除此之外,元寿先生回忆,在科班中还常受到师兄的欺负,给师兄洗衣服和臭袜子、端洗脚水都是常事儿。

  “七年大狱“中,元寿先生受什么苦都无怨无悔,惟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相应的文化课程。虽然富连成也有文化老师,但都是晚上练功之后开始上课,累了一天那有精神上课,况且老师的水平也非常有限,科班根本不重视,七年后学的竟然还是七年前的《三字经》和《百家姓》。

但是元寿先生提起白元鸣,不管多少年过去了,他总是说:“人家元鸣师哥唱的比我好,我怎么跟人家比,在科班第一次演出《四郎探母》,我清楚记得是在大栅栏的广德楼,是元鸣师哥的杨四郎,我给他配演杨六郎。演出《阳平关》,白元鸣的黄忠,我的赵云。演《珠帘寨》是元鸣的李克用,我的程敬思。演《搜孤救孤》是元鸣的程婴,我的公孙杵臼。元鸣师哥在当时特别受欢迎,有时一天三场《四郎探母》,为富连成赚了很多钱,做了很大贡献,而当时唯一的酬劳就是多挨几板子。

  据说白元鸣进科班时才9岁,比元寿先生早一年多,考试的时候唱了一段《乌盆记》,得到认可,就进科班了,一个月后就正式演出了正戏,不是“三斩一碰”,就是《借东风》、《珠帘寨》,大受欢迎。元鸣老师在科班就很有心,在舞台上显得很开窍,很成熟。因为崇拜孟小冬先生,他就请万啸璞先生介绍,前往孟府登门拜访,还给孟先生唱了一段《闹府》的“四平调”,得到孟老师的亲自点拨,那是很大的鼓励。他的《上天台》、《洪洋洞》都学的孟小冬。那时孟小冬演出《乌盆记》,就由宋富亭先生扮演大鬼,富连成元字科的二十个小学生配演小鬼,在刘世昌被害一场,元寿、元鸣等扮演的小鬼就跟着“堆鬼、跳判”。这段表演一是说明刘世昌的死是冤案,引起了阴间的   年,富连成科班应邀到上海演出,天蟾舞台的星探就是看上白元鸣了。三层楼的大戏园子,都挂满了贺幛,挂了好几层,都是上海观众送给元鸣师兄的。当时主管科班教学的叶盛章先生还特意给白元鸣和李元芳照了一幅《四郎探母》的大幅照片,摆在天蟾舞台的大门进口处,以做广告,非常醒目。他当年真是大红大紫,轰动了上海滩。三千多人的大戏院,在戏院门口天天亮出霓虹灯的两个大字“客满”,天天要“关铁门”(这是上海戏园子在客满之后的特殊举动)。可惜,当时就是唱得太多,太累了,把嗓子给累坏了。所以白元鸣先生提起富连成难免一肚子怨气,他说,我给富连成赚了那么多钱,自己除了挨打挨骂,给东家买房买地,自己一无所获。嗓子是累坏的,但是没人领情。后来白元鸣先生到北京戏曲学校教学,所教的《定军山》、《洪洋洞》等都是非常纯正的谭、余派唱法,得到内外行一致好评,尤其受到学生的拥戴和崇敬。尽管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他后来教《乌龙院》,那是他演出过无数次的戏了,在备课的时候,他还多次购买上等的茶叶,专程到李盛藻先生家中虚心求教,应该相信,他的艺术水准远比那些有名气的所谓艺术家高明多了。无奈同行的妒忌再加上势利眼的外行领导埋没了这位真才实学者的才华,每当提起白元鸣先生的遭遇,谭元寿先生总会伤心落泪,感叹世道之不公。

  在这次赴上海的演出中,元寿先生也演出了不少剧目,第一天打炮的大轴戏就是他主演的《大溪皇庄》,那天正赶上上海多年不遇的瓢泼大雨,水流成河,大街上几乎看不到人,富连成自以为无人来看戏,非要回戏不可。结果在开演前,三层楼的座位坐满了三千多名观众,使他再一次感受到上海观众对京朝派艺术的情有独钟。

  在这次演出中由于富连成科班与上海夏声戏校和北京中华戏曲学校的同龄学友同时在上海演出,多次互相观摩,同台献艺,惺惺相惜,感情日笃,特别是元寿先生与同庚又同行的关正明、程正泰等都成了莫逆之交的拜把子兄弟,来往几十年,有酒大家饮,有戏大家唱,互相帮衬,亲如手足。

  为了让读者感受到当年富连成元字班和韵字班在上海天蟾舞台的演出盛况,我们将最近发现的一份从年7月14日开锣到8月29日告别演出的全部戏码、演员阵容呈现如下:

7月14日

冀韵兰茹元俊杨元才哈元章杨元勋殷元和徐元珊《青石山》赵韵秋刘元鹏郭元蓉张元智杨元才张韵福张元珍关韵宾《四郎探母》谭元寿高韵升范元廉韩韵杰关韵宾曹韵青冀韵兰常韵允苏韵衡李元芳马元亮高韵芬蒋元荣《大溪皇庄》

7月15日

茹元俊殷元和卢元义张元奎《铁笼山》李元芳杨元才《拾玉镯》白元鸣郭韵蓉夏韵龙甄韵福杨元才关韵宾《法门寺》李元芳郭韵蓉张元秋赵韵秋周韵芳常韵允张元珍孙元彬夏韵龙钳韵宏杨元勋杨元才卢元义冀韵兰娄元廷李元瑞蒋元荣刘元泰马元亮孟元伟关韵宾甄韵福《八五花洞》

7月16日

冀韵兰高韵芬高韵升韩韵杰刘韵亭《双演大泗州城》

李元芳甄韵福《浪子踢球》白元鸣郭韵蓉《马蹄金》

徐元珊范元廉钳韵宏刘元汉夏韵龙曹元青杨元勋杨元友娄元廷《盗御马·连环套·盗双钩》

7月17日

日戏冀韵兰高韵升韩韵杰刘韵亭《摇钱树》周韵芳甄韵福乔韵如夏韵龙《打龙袍》哈元章郭元蓉杨元才刘元汉《打渔杀家》徐元珊李元瑞范元廉张元奎刘元汉孙元增孙元林殷元和杨元勋娄元廷《全部铜网阵》

7月17日夜戏冀韵兰曹韵青韩韵杰关韵宾《蟠桃会》

李元芳甄韵福《打杠子》高韵升苏韵衡《林冲夜奔》

白元鸣谭元寿李元瑞刘元汉张元奎徐元珊殷元和杨元才孙元彬吴元友卢元义刘元新《全部三国志》

7月18日日戏张元智钳韵宏《遇太后》茹元俊徐元珊李元瑞孙元彬《四演白水滩》冀韵兰杨元才《小放牛》

白元鸣钳韵宏刘元汉《失街亭》李元芳哈元章张元奎殷元贵夏韵龙杨元才余元龙《霸王别姬》

7月18日夜戏茹元俊卢元义《战滁州》李元芳李元瑞杨元才《文章会》白元鸣刘元鹏钳韵宏郭韵蓉赵韵秋夏韵龙《大保国·叹皇陵·二进宫》徐元珊冀韵兰刘元汉殷元和曹韵青刘元新娄元庭《龙潭鲍骆》

7月19日谭元寿关韵宾《战樊城》冀韵兰杨元勋李元瑞张元奎刘元鹏李元芳刘元汉赵韵秋关韵宾杨元才殷元贵马元亮《穆柯寨?穆天王?辕门斩子》高韵升钳韵宏韩韵杰曹韵青范元廉余元龙夏韵龙马元亮《安天会》

7月20日张元智甄韵福《钓金龟》冀韵兰茹元俊高韵升刘韵亭孙元增杨元勋《杨排风》刘元鹏钳韵宏殷元贵赵韵秋《双投唐》范元廉徐元珊殷元和孙元彬刘元新蒋元荣余元龙孙元增《九龙杯》

7月21日茹元俊徐元珊杨元勋殷元和卢元义孙元增冀韵兰娄元庭《百凉楼》郭韵蓉张元智《母女会》范元廉李元芳高韵升孙元彬曹韵青李元才高韵芬甄韵福蒋元荣张元奎萧元茂赵元香《翠屏山·巧连环》高韵升夏韵龙杨元才韩韵杰冀韵兰翟韵奎苏韵衡甄韵福高韵芬刘元敏马元亮邢元龄《普球山》

7月22日张元智孙元坡《滑油山》茹元俊殷元和刘元汉卢元义娄元庭刘元新范元廉孙元增王元信翟韵奎《挑滑车》周韵芳甄韵福关韵宾《打灶王》刘元鹏夏韵龙张元奎范元廉杨元勋冀韵兰孙元增娄元庭《全部姚刚》

7月23日冀韵兰高韵升韩韵杰刘韵亭曹韵青关韵宾《无底洞》周韵芳甄韵福阎韵喜郭韵和《卖油郎》刘元鹏钳韵宏谭元寿赵韵秋关韵宾马元亮《斩黄袍》徐元珊刘元汉殷元和曹韵青刘韵亭杨元才杨元勋范元廉吴元友杨元才张元奎刘元新余元龙关韵宾赵元香张元珍王元信《头本骆马湖》

7月24日日戏冀韵兰高韵升韩韵杰《盗仙草》李元芳李元瑞张元奎杨元才张元智《双合印》徐元珊孙元彬冀韵兰卢元义范元廉张元奎刘元汉《二本骆马湖》夜戏范元廉刘元新殷元和孙元增《二龙山》谭元寿高韵升钳韵宏白元鸣夏韵龙《长坂坡》刘元鹏赵韵秋张元智关韵宾郭韵蓉甄韵福杨元才乔韵如《四郎探母》冀韵兰高韵芬高韵升韩韵杰曹韵青甄韵福《金山寺》

7月25日日戏李韵璋孙韵坡《黄金台》谭元寿高韵升韩韵杰夏韵龙刘韵亭张韵斌《洗浮山》白元鸣郭韵蓉赵韵秋《金水桥》徐元珊张元奎李元芳范元廉殷元和刘元汉《大战宛城》

夜戏冀韵兰高韵升韩韵杰《百草山》刘元鹏钳韵宏马元亮刘元泰《奇冤报》哈元章李元瑞范元廉李元芳杨元才孙元彬徐元珊杨元勋姚元秀张元奎蒋元荣《大名府·玉麒麟》

7月26日张元智《游六殿》茹元俊殷元和李元瑞孙元彬范元廉刘元新余元龙《贾家楼》李元芳杨元才殷元贵《拾玉镯》白元鸣赵韵秋夏韵龙孙元坡甄韵福杨元才关韵宾乔韵如《法门寺》高韵升韩韵杰钳韵宏冀韵兰高韵芬翟韵奎郭韵华孙元坡颜元龄《水帘洞》

7月27日谭元寿高韵升夏韵龙甄韵福翟韵奎凌韵霄刘韵亭郭韵华《淮安府》刘元鹏白元鸣钳韵宏赵韵和夏韵龙刘元敏《大保国·叹皇陵·二进宫》茹元俊冀韵兰哈元章殷元和杨元才杨元勋徐元珊李元瑞孙元彬卢元义范元廉吴元友刘元新孙元增余元龙娄元庭王元信曹韵青吴元友《青石山》

7月28日韩韵杰刘韵亭曹韵青刘韵成邢元龄《界牌关》赵韵秋李元瑞杨元勋吴元友蒋元荣凌韵霄《玉堂春》白元鸣钳韵宏孙元坡关韵宾马元亮雷元硕《洪羊洞》谭元寿高韵升范元廉韩韵杰关韵宾曹韵青冀韵兰常韵允苏韵衡李元芳马元亮高韵芬蒋元荣《大溪皇庄》

7月29日高韵升关韵宾夏韵龙高韵芬《薛家窝》周韵芳甄韵福《打杠子》白元鸣钳韵宏刘元汉曹韵青《失街亭》李元芳郭韵蓉张元秋赵韵秋周韵芳常韵允张元珍孙元彬夏韵龙钳韵宏杨元勋杨元才卢元义冀韵兰娄元廷李元瑞蒋元荣刘元泰马元亮孟元伟《八五花洞》

7月30日高韵升夏韵龙刘韵亭曹韵青苏韵衡翟韵奎孙元增《伐子都》冀韵兰赵韵秋李元瑞杨元才张元奎余元龙《能仁寺》刘元鹏王元清孙元坡《法场换子》徐元珊范元廉钳韵宏张元奎范元廉刘元汉夏韵龙殷元和卢元义李元龙孟元俊曹元青杨元勋杨元友娄元廷刘元泰《盗御马·连环套·盗双钩》

7月31日日戏韩韵杰翟韵奎夏韵龙曹韵青刘韵亭《花蝴蝶》哈元章张元奎李元芳郭韵蓉殷元贵《九更天》

冀韵兰茹元俊高韵芬夏韵龙刘韵亭孙元增《杨排风》

7月13日夜戏茹元俊孙元彬孙元增《擒张任》李元芳冀韵兰李元瑞殷元和殷元贵张元奎《穆柯寨·穆天王》刘元鹏张元智刘元汉关韵宾赵韵秋《辕门斩子》高韵升钳韵宏曹韵青马元亮孙元坡《林冲夜奔》

8月1日日戏茹元俊殷元和孙元增《定军山》白元鸣郭韵蓉《桑园戏妻》范元廉李元芳高韵升孙元彬曹韵青李元才高韵芬甄韵福蒋元荣《翠屏山·巧连环》冀韵兰高韵芬高韵升韩韵杰刘韵亭赵韵秋《双演泗州城》

8月1日夜戏张元智曹韵青《长寿星》茹元俊孙元增卢元义冀韵兰《武文华》周韵芳高韵芬乔韵如甄韵福《双摇会》刘元鹏钳韵宏赵韵秋《双投唐》李元芳哈元章张元奎李元瑞杨元勋刘元汉《霸王别姬》

8月2日张元智刘元汉曹韵青马元亮《击曹砚》茹元俊杨元勋殷元和孙元增刘元新娄元庭王元信李元荫张韵啸《连环套》李元芳刘韵亭《打杠子》刘元鹏谭元寿钳韵宏赵韵秋马元亮关韵宾《斩黄袍》冀韵兰高韵芬高韵升韩韵杰曹韵青甄韵福乔韵如翟韵奎《金山寺》

8月3日高韵升韩韵杰郭韵和夏韵寿《陈塘关》李元芳杨元才甄韵福王韵福《探亲家》白元鸣钳韵宏关韵宾刘元泰《捉放曹》徐元珊范元廉李元瑞张元奎刘元汉杨元勋娄元庭殷元和孙元彬余元龙夏韵龙杨元才刘元新殷元贵《全部铜网阵》

8月4日茹元俊殷元和孙元增《金锁阵》杨元才《送亲演礼》钳韵宏孙元坡张元珍《白良关》冀韵兰曹韵青翟韵奎《扈家庄》刘元鹏赵韵秋郭韵蓉张元智关韵宾甄韵福《四郎探母》

8月5日日戏谭元寿高韵升韩韵杰曹韵青《金兰会》周韵芳甄韵福《双怕妻》哈元章李元芳《梅龙镇》徐元珊冀韵兰刘元汉殷元和曹韵青范元廉刘元汉《酸枣岭·刺巴杰·巴骆和》

8月5日夜戏夏韵龙关韵宾《锁五龙》李元瑞茹元俊冀韵兰孙元彬《蔡家庄》白元鸣刘元鹏郭韵蓉赵韵秋李元芳殷元贵《红鬃烈马》高韵升钳韵宏韩韵杰曹韵青《安天会》

8月6日张元智《望儿楼》茹元俊孙元增卢元义娄元庭张元奎《铁笼山》刘元鹏钳韵宏殷元和马元亮甄韵福《奇冤报》李元芳谭元寿白元鸣杨元才夏韵龙张元智《天河配》

8月7日日戏哈元章张元瑞刘元汉张元奎《借赵云》

冀韵兰高韵升韩韵杰周韵贤《攻潼关》刘元鹏钳韵宏赵韵秋《铡美案》李元芳谭元寿白元鸣杨元才夏韵龙张元智《天河配》

8月7日夜戏高韵升谭元寿刘韵成孙元坡《神亭岭》

李元芳杨元才《拾玉镯》白元鸣赵韵秋夏韵龙甄韵福孙元坡杨元才《法门寺》李元芳谭元寿白元鸣杨元才夏韵龙张元智《天河配》

8月8日日戏高韵芬曹韵青刘韵亭《金顶山》白元鸣钳韵宏《击鼓骂曹》哈元章李元瑞范元廉李元芳杨元才孙元彬徐元珊杨元勋姚元秀甄韵福蒋元荣张元奎《大名府·玉麒麟》

8月8日夜戏谭元寿高韵升夏韵龙刘韵亭《洗浮山》

白元鸣刘元鹏钳韵宏周韵贤刘元敏赵韵秋夏韵龙《大保国·叹皇陵·二进宫》李元芳谭元寿白元鸣杨元才夏韵龙张元智《天河配》

8月9日茹元俊殷元和孙元增刘元新娄元庭蒋元荣《天山三箭》李元芳甄韵福《浪子烧灵》白元鸣刘元鹏赵韵秋李元瑞哈元章张元奎张元智刘元汉蒋元荣吴元友马元亮《甘露寺·美人计·回荆州》高韵升冀韵兰夏韵龙杨元才韩韵杰高韵芬曹韵青翟韵奎马元亮邢元龄李元钰刘韵亭《普球山》

8月10日李元瑞孙元彬高韵升韩韵杰殷元和孙元增娄元庭余元龙高韵芬范元廉刘元新吴元友《白水滩》

李元芳杨元才殷元贵曹韵青《荷珠配》刘元鹏钳韵宏赵韵秋乔韵如《双投唐》冀韵兰茹元俊高韵升刘韵亭孙元增杨元勋夏韵龙娄元庭卢元义刘元新孙元坡王元信张韵啸孟元伟《杨排风》

8月11日因大雨回戏

8月12日冀韵兰高韵升韩韵杰刘韵亭刘韵成翟韵奎《摇钱树》周韵芳甄韵福乔韵如阎韵喜《打面缸》赵韵秋刘元鹏孙元坡李韵璋《骂殿》谭元寿白元鸣李元瑞张元奎徐元珊杨元才殷元和刘元汉卢元义孙元增吴元友娄元庭范元廉关韵宾曹韵青李元钰刘元新夏韵龙余元龙赵元香《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

8月13日茹元俊卢元义孙元增娄元庭刘元新余元龙《战滁州》李元芳冀韵兰李元瑞殷元和殷元贵张元奎《穆柯寨·穆天王》刘元鹏张元智刘元汉关韵宾赵韵秋《辕门斩子》高韵升韩韵杰钳韵宏冀韵兰高韵芬翟韵奎郭韵华孙元坡颜元龄《水帘洞》

8月14日日戏茹元俊殷元和张元奎《状元印》李元芳甄韵福《打杠子》刘元鹏谭元寿赵韵秋钳韵宏《斩黄袍》谭元寿高韵升范元廉韩韵杰关韵宾曹韵青冀韵兰常韵允苏韵衡李元芳马元亮高韵芬蒋元荣《大溪皇庄》

8月14日夜戏高韵升夏韵龙曹韵青《大伐子都》赵韵秋刘元鹏郭元蓉张元智杨元才张韵福张元珍关韵宾《四郎探母》徐元珊范元廉钳韵宏刘元汉夏韵龙曹元青杨元勋杨元友娄元廷《盗御马·连环套·盗双钩》

8月15日日戏高韵升关韵宾夏韵龙高韵芬《薛家窝》

周韵芳甄韵福《打杠子》白元鸣钳韵宏刘元汉曹韵青《失街亭》李元芳郭韵蓉张元秋赵韵秋周韵芳常韵允张元珍孙元彬夏韵龙钳韵宏杨元勋杨元才卢元义冀韵兰娄元廷李元瑞蒋元荣刘元泰马元亮孟元伟关韵宾甄韵福《八五花洞》

8月15日夜戏钳韵宏韩韵杰刘韵亭《丁甲山》李元芳杨元才殷元贵《拾玉镯》白元鸣赵韵秋夏韵龙孙元坡甄韵福杨元才关韵宾乔韵如郭韵和张元珍《法门寺》冀韵兰高韵芬高韵升韩韵杰曹韵青甄韵福《金山寺》

8月16日冀韵兰高韵升曹韵青韩韵杰高韵芬刘韵亭《盗库银》周韵芳甄韵福阎韵喜《卖饽饽》徐元珊张元奎李元芳范元廉殷元和刘元汉卢元义张元智郭韵蓉《战宛城》白元鸣赵韵秋孙元珍高韵芬张元珍孙元坡钳韵宏刘元敏乔韵如刘元新《法门寺》

8月18日夏韵龙关韵宾《刺王僚》哈元章张元奎徐元珊杨元勋李元瑞曹韵青钳韵宏卢元义娄元庭孙元彬茹元俊殷元和李元芳夏韵龙殷元贵《铁冠图·借清兵》

8月19日茹元俊徐元珊杨元勋殷元和《百凉楼》周韵芳阎韵喜甄韵福《双怕妻》白元鸣刘元鹏钳韵宏郭韵蓉赵韵秋夏韵龙《大保国·叹皇陵·二进宫》高韵升钳韵宏曹韵青马元亮孙元坡《林冲夜奔》

8月20日张元智甄韵福《钓金龟》茹元俊殷元和刘元汉卢元义娄元庭刘元新刘韵亭《挑滑车》郭韵蓉张元智《母女会》范元廉李元芳高韵升孙元彬曹韵青李元才高韵芬甄韵福蒋元荣张元奎萧元茂赵元香《翠屏山·巧连环》钳韵宏刘元鹏《铡美案》

8月21日日戏冀韵兰高韵升韩韵杰刘韵亭刘韵成翟韵奎《摇钱树》周韵芳甄韵福乔韵如阎韵喜《打面缸》

赵韵秋刘元鹏孙元坡李韵璋《骂殿》谭元寿白元鸣李元瑞张元奎徐元珊杨元才殷元和刘元汉卢元义孙元增吴元友娄元庭范元廉关韵宾曹韵青李元钰刘元新夏韵龙余元龙赵元香《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

8月21日夜戏夏韵龙关韵宾《刺王僚》哈元章张元奎徐元珊杨元勋李元瑞曹韵青钳韵宏卢元义娄元庭孙元彬茹元俊殷元和李元芳夏韵龙殷元贵《铁冠图·借清兵》

8月22日日戏孙元彬殷元和杨元勋刘元新《采石矶》

李元芳冀韵兰哈元章李元瑞杨元才赵韵秋殷元和刘元汉张元奎刘韵亭《全部十三妹》

8月22日夜戏至25日夜连演四天四场《铁冠图·借清兵》哈元章张元奎徐元珊杨元勋李元瑞曹韵青钳韵宏卢元义娄元庭孙元彬茹元俊殷元和李元芳夏韵龙殷元贵

8月26日徐元珊殷元和张元奎杨元勋刘元新《战冀州》李元芳甄韵福《打杠子》钳韵宏刘元鹏《断密涧》高韵升韩韵杰钳韵宏冀韵兰高韵芬翟韵奎郭韵华孙元坡颜元龄《水帘洞》

8月27日茹元俊殷元和刘元汉夏韵龙曹韵青杨元勋王元信娄元廷李元荫《连环套》白元鸣张元奎吴元友关韵宾《击鼓骂曹》李元芳殷元贵杨元才《贵妃醉酒》高韵升钳韵宏韩韵杰曹韵青范元廉余元龙夏韵龙马元亮雷元硕《安天会》

8月28日日戏高韵升夏韵龙曹韵青孙元坡冀韵兰翟韵奎《恶虎村》赵韵秋张元智《金锁记》茹元俊殷元和卢元义张元奎冀韵兰娄元庭高韵芬关韵宾《铁笼山》

夜戏哈元章张元奎徐元珊杨元勋李元瑞曹韵青钳韵宏卢元义娄元庭孙元彬茹元俊殷元和李元芳夏韵龙殷元贵《铁冠图·借清兵》

8月29日日戏钳韵宏乔韵如《牧虎关》白元鸣刘元鹏郭韵蓉赵韵秋李元芳殷元贵《红鬃烈马》高韵升夏韵龙杨元才韩韵杰冀韵兰曹韵青《普球山》

8月29日夜戏李元芳殷元贵杨元才《喜荣归》徐元珊范元廉钳韵宏刘元汉夏韵龙曹元青杨元勋杨元友娄元廷《盗御马·连环套·盗双钩》赵韵秋刘元鹏郭元蓉张元智杨元才张韵福张元珍关韵宾《四郎探母》

  以上是谭元寿先生与他富连成科班的同学于年在上海天蟾舞台演出的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这个记录有一个与一般演出团体不同的地方,就是刊登了几乎所有主演的名字,这是教育者从培育学生,宣传学生,鼓励学生的角度出发的,演出的剧目又多又大,则是从锻炼学生的角度出发的,可谓苦心孤诣,这是每一个教戏的先生都能够认同并一目了然的。

  从这份演出资料中我们看到元寿先生在科班时已经朝着文武兼备的路子上发展。他不但在第一天演出打炮戏时就担任起大轴戏《大溪黄庄》的一号角色储彪,说明了他是一个可以挑大梁的演员了,而且演出了文戏《战樊城》和《群英会》,武戏《洗浮山》、《长坂坡》等重头戏,在七夕之际又排演并连续主演了时令新戏《天河配》。说明他在科班的元字科中已经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后起之秀。

  当元寿先生看到上面这份演出记录时,好象与80年前的故友重逢,又仿佛故地重游,使他非常激动。他说,你们看,当年我们在科班演出了多少戏啊!元鸣师兄当时是真好哇,这次演出就是他和李元芳最红。当然他也非常遗憾地说:“元俊、元珊、元廉、元瑞、元芳、元亮和韵龙都走了,当年我们都是十四、五岁的少年,我和元瑞演出《少年立志》真是正当年呀。一晃儿就是70多年了……”

  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在演出的最后一周中,“谭元寿”的名字再没有在这个名单中出现。当我发现这一反常现象,向当事人询问真相时。元寿先生却怎么也回答不上来,还说不可能,我一直跟着同学们一起演出啊。可过了三天,当我把这个演出名单拿给他看时,他突然说:“我想起来了,当时我祖父谭小培正与我父亲谭富英领衔“同庆社”在上海更新舞台演出(演出的全部剧目与日期见另页),有的同行看到我在天蟾舞台也唱起了《战樊城》、《群英会》等跟我父亲一样的戏码,就有人跟他说,你儿子跟你唱上对台戏了,他一听特别高兴,以为我可有出息了。我的祖父和父亲就请我家的亲戚李世琦先生到天蟾舞台给我请假,说要犒劳犒劳我。我因此就离开了天蟾舞台,跟着祖父和父亲到杭州、苏州、再到无锡、镇江一带去游玩,他们让我到镇江的甘露寺去看三国时期刘备与孙尚香结婚的洞房,还看到一个缺角的大堂桌,据导游说是三国时的孙权为表示孙、刘联合抗曹的决心,特意砍下的桌子角。我当时感到特别好奇,现在想起来又特别好笑。那个时候的旅游业就是如此弄虚作假,不过这次江南游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这次“天蟾”演出,元寿先生给上海观众奠定了美好的印象,上海观众的热情也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再说富连成在上海的演出,使白元鸣、李元芳、谭元寿等同学大红大紫,真可谓“科里红”,但是京剧演员的变声期却是残酷无情的,再加上在科班演出过于劳累,过度演唱,尤其是不科学的过度苦练,使白元鸣等很难度过这一关,这给他的精神遭成极大痛苦,这样一个真才实学的好演员,应该是一个优秀的教师,但是他虽然得到一些懂事学生的尊敬与爱戴,也被一些有权势的师兄弟所欺负,对此,元寿先生总是对元鸣师兄抱以十二万分的同情,到处为他说话。

  在“文革”后多年,白元鸣与谭元寿的生活状况在当时已经有了较大的差异,有一天,元寿先生很认真地让我在见到白老师的时候,代他表示问候。当我如实转达的时候,白老师说,他和他的老伴儿也有个夙愿,就是想请元寿到他家吃顿饭,而且说自己住的是破瓦寒窑,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就是炸酱面,不知元寿能不能赏光。我知道,当时元寿先生无论参加什么高级宴会,大多是坐一会儿,点个卯,真到吃饭的时候就走了。一般人请他吃炸酱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我又不能不转达白老师的美意。然而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想法,元寿老师不但非常痛快接受了邀请,还说师哥请师弟,头路角儿请二路角儿,这是我莫大的荣幸,我们发小的哥儿们在一块儿没有那么多讲究,吃什么都香。元寿先生果然如期赴约,畅谈兄弟往日情谊,一醉方休。

  事后,元鸣先生还专门来谢谢我,说我圆了他们夫妇几十年的夙愿,又说:“元寿,真是我的好兄弟,够意思!”说着还翘起了大拇指。

  提起跟元鸣师哥一起学戏,元寿总忘不了他们一起跟雷喜福先生学《受禅台》的往事。这出戏有一大段二黄唱腔,连续唱十五个排比句“欺寡人”,比《逍遥津》的还多,按理说,元寿在入科前跟舅舅宋继亭学过戏,跟祖父和父亲都上过台.而且在京、津、沪已小有名气了,但是由于雷先生打学生特别狠,在京剧界是出了名的,所以他一看见雷先生就紧张,雷先生让他背唱词,越怕越背不出来。当时雷先生一点他的名字,元寿就更发憷,只顾了害怕,是什么也想不起来了,而雷先生早已怒不可遏。当即拿起板子就让他趴下,他只好趴在板凳上,然后这位雷老先生抡起扳子就朝他的身上打来。这位脾气暴躁的雷先生是越打越生气,越打越狠,一连二十板子,直到他打累了,元寿也动不得了,这才罢手。当时元寿已经被打得血肉模糊,无法从板凳上爬起来了。只好让师兄弟把他抬起来,然后老师让学生用鸡蛋清涂抹患处,再用烧着的草纸熏,这种方法在富连成延续多年,也不知道有什么科学根据,有什么效果。实际上除了精神安慰,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熏完了就要照样去练功了,想休息两天那是不可能的。

  这次的挨打确实太重了,所以使元寿总是记忆犹新。更遗憾的是这出戏学的如此艰苦,却因为萧长华先生特别迷信,说这出《受禅台》是一出让位的戏,演的是汉献帝在曹丕的胁迫下自建受禅台,把大汉基业送给了曹家。而富连成又处于风雨飘摇之期,唯恐演这戏“彷班”,对富连成不吉利,千万不能演。因为萧长华先生是富连成的元老,他的话谁也不敢不听。据说曾经有人不相信,从上海学了一出《火烧连营》,学生好不容易排了出来,结果萧先生就是不让演,说这出戏彷班。后来萧先生外出,有人就趁萧先生不在,坚持演出,不料,就在那天演出时,剧场着了大火,把所有戏装都烧光了,弄得科班被迫停业、放假,后来萧先生说不让演的戏,谁也不敢再演了。所以元寿先生这出《受禅台》也就白学了,打,也白挨了。

  当然,一般学生挨打没有这样厉害的,可是屁股也得肿上那么几天。不过一般的情况下,挨打后大家都没有怨言,因为人人挨打,从不论亲戚。少班主叶世长就说,他是班主的小儿子,挨打却是最多的。所以戏班常说一句话,学戏没有不挨打的。不过,他也承认,在富连成年的历史中还真有一个学生没有挨过打,那就是李盛藻先生。没有别的特殊原因,就是唱得好,进科班不久,就成了富连成的台柱子和摇钱树。真能给科班赚钱。二是李盛藻先生身体虚弱,经不住打,所以当时科班规定不许看外面大班演出,凡是去看戏的学生,必打无疑,惟有李盛藻不但可以随意去看戏,而且还可以带着裘盛戎、袁世海、刘盛莲等几个师兄弟一起去看戏,那个老师也不敢说他。袁世海尤其喜欢看戏,为看戏可没少挨打,所以当时他一句一个盛藻师哥,叫的可亲了。李先生当时要排新戏,配角都随便由他点名。因为叶社长有言在先:“谁把盛藻给打坏了,唱不了戏,谁就得给我上台盯着去。”当时的李盛藻可谓炙手可热,谭派、高派、马派戏他都能唱,他嗓子好,身段非常帅气,所以成为富连成以致当时社会上各个科班中唯一享有特权的学生。

  记得袁世海先生曾回忆说,当年在科班集体练功的大罩棚练功,忽听师父叶春善先生一声咳嗽,只见盛藻师兄与两位主教老师等陪师父来视察,随着师父这一声咳嗽,罩棚里立即鸦雀无声,我们则立即围在师父身边等候训话,而师父却说:“盛藻,看看谁跟你配戏合适,你只管挑。”

  当然,在旧社会的科班学戏挨打确实属于家常便饭,有的时候是出于严格要求,还是很有益的,所以元寿先生始终认为“打戏”是出人材、出好角的唯一途径。但是有时候也打得莫名其妙,例如有一次到鲜鱼口内的华乐戏院演出,学生都是整队出发,步行前往。临出发之前,少班主叶盛章先生要求大家在路上不许说话,如果违反纪律,就要严惩。同学们走在路上就看叶先生总拿出一个小本子,好象在记录什么事情,走一会儿就停下来写几笔。演出回来后,叶先生召集大家集合训话,大家站好队,随着拿出路上的小记录本,就听叶先生说:“今天在路上谁不遵守纪律,随便讲话,要站出来承认错误。”同时又让人准备两条板凳,大家一看要打通堂,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站出来。这时,叶先生举起了那个小本子说,违反纪律还不承认,再不站出来我可要点名了,凡是我点名的,就要加倍惩罚。他这么一说,大家都含糊了,不管说话的还是没有说话的都站出来了。最后自然是打通堂,每人挨一通板子,一个没剩。打完了,叶三爷又开始训话,这时萧长华先生来了,说:“老三,差不多就可以啦,明天早晨还要排戏呐,让孩子们早点睡吧。”总教习说话了,这大家才得睡觉。可就在大家正要睡觉的时候,一个师弟对大家说,你们知道叶先生那个小本子上记得都是谁的名字吗?大家当然特别想知道,那个师弟把刚才少班主扔掉的那个小本子拿出来,从头翻到最后一页,竟然一个字都没有。同学们齐呼:诈和,千古奇冤哪!

  还有一次,元寿被打得遍体鳞伤,衣服裤子都与伤口粘在一起,脱不下来,只好让他回家换衣服。保姆在给他换衣服时,让他的父亲谭富英先生看到了,大吃一惊,说怎么能把孩子往死里打?这谭家和叶家还是亲戚吗?愤怒之下到厨房拿起一把菜刀就要到科班去拼命。幸亏走到大门口被他的师弟王琴生撞见,听师哥说他要找富连成拼命去,一把将师哥抱住,夺过菜刀,百般相劝才算平息下来。

  当然,由于元寿先生在科班学习用功,很快就在同学中后来居上,逐渐演出了一些以自己为主的戏,如《南阳关》、《鱼肠剑》、《秦琼卖马》、《奇冤报》、《打棍出箱》等等,到快出科的的时候,由于将近变声期,嗓子有了一些变化,叶龙章先生就把他归到武戏这边了。这样一来,文戏就很少演出了。好处是他在文戏这边,因为上面有白元鸣的头牌老生,他总是演二路角色多一些。归到武戏这边以后自然演头牌的戏多一些,如《石秀探庄》、《蜈蚣岭》、《长坂坡》、《落马湖》、《连环套》、《战宛城》、《莲花湖》、《大溪皇庄》、《八蜡庙》、《挑滑车》都成为他的主演剧目,这当然与他喜欢武戏有关,同时也对保护嗓子非常有益,又增加了自己舞台上锻炼的好机会。在武戏中他还特别喜欢勾脸戏,也就是原来由武花脸应工的戏。他在科班演出的最后一出戏就是尚和玉尚派的勾脸武生戏。是武花脸教师宋富亭先生传授的勾尖嘴鸟脸的《李元霸大战四平山》,演出那天是元寿的十叔父谭世英亲手给他勾画的脸谱,因为这是一出尚和玉的尚派武生戏,尚先生在当时可以说是与杨小楼齐名的武生表演艺术大师,当时还是富连成科班特聘的艺术顾问。演出那天尚和玉先生特意从家中带来他自己演这出戏所用的双锤,以表示对元寿的鼓励。当身材高大魁梧的尚老先生看到弱冠之年的谭元寿那瘦小的身材也有些后悔,怕元寿拿不动这对大锤。可元寿却非要用这对大锤上台一显身手不可,结果演完一出戏,两只胳膊都耍肿了。尚老看了他的演出特别高兴,称赞小百岁是个非常要强的学生,将来必成大器。

  在京剧界,确实经常听到有些富连成毕业的学生说,富连成的戏不通大路,出科后不好搭班,要重新下卦。可是富连成的老社长叶春善却说,今后走遍全国的戏班,我要看到没有我富连成的学生,哪个剧团就开不了锣。元寿先生出科后到处巡回演出或搭班唱戏,走遍大半个中国,结果真的发现,凡是所到之处,甚至很偏僻,很基层的京剧团,真是无一处没有富连成的学生,确实兑现了老叶先生所说的:“没有我富连成的学生,今后哪个剧团就都无法开锣”的预言。

  值得一提的是在两岸隔绝40年后的年,谭元寿与梅葆玖等第一次去台湾演出,一下飞机,就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甚至喊他在科班时的名字,结果发现来迎接他的不但有富连成的同学,还有马元亮、哈元璋,孙元坡、孙元彬等元字科的同班同学。他当时就想,叶春善老先生实在是英明,富连成的学生果然是遍天下啊!就是现在,富连成的学生最年轻的也90岁了,但是在当今的舞台上却很难找到一个没有经过富连成坐科的老师教过的学生。足见富连成在京剧界影响之深远,举足之轻重。

  为什么富连成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呢?元寿先生认为,一是富连成的师资力量雄厚,老师戏路宽,教的学生就是地道。二是学生每天不离台毯,就跟长在舞台上一样,上台如履平地。说明富连成抓住了舞台实践这一极其关键的环节。三是对学生的要求特别严格,坚持“打戏”,尽管本人深受其苦,却坚持认为,打和不打,教出来的学生就是不一样。

  60年后,当有关部门为纪念富连成成立百年举办活动时,当年70多岁的元寿先生回眸自己的“七年大狱”,却充满了感激的心情,他特别授意笔者拟定了一篇主旨发言稿,郑重地发表了他对富连成科班的总结发言,他说: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在这里纪念为中国戏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富连成科班成立周年。此时,我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当年我们在科班学习的情景,马上回忆起科班的老师那亲切地教诲,请允许我在此向富连成的创建者和在富连成辛勤执教的前辈们表示深切的怀念,真诚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礼。

  富连成的功绩大家有目共睹,有口皆碑,我们作为弟子更是铭记心中,仅我们谭家就与富连成有着不解之缘。早在富连成成立之初,我的曾祖父和祖父亲自把我的父亲谭富英交给富连成的社长叶春善和师大爷、即昆曲教师叶福海,让他在科班进行系统学习;后来,我的父亲又把我们弟兄送到富连成学艺,以至后来我的儿子,孙子学戏的老师也大多是富连成毕业的先生,所以我们对富连成充满了缅怀之情和崇敬之心。

  当然,我们纪念富连成,一要由衷地表达敬意,二要认真总结富连成成功的经验,为今后更好地培育京剧艺术人才。不可否认,作为清朝末年成立的,历经了几十年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的旧科班,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富连成是有许多缺点和不足的。然而,它所以能够培育出那么多挑班的,挑大梁的演员,或者是出类拔萃的艺术人才,必然有它值得我们吸取的经验和教训。以我的亲身经历来看,我认为富连成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它有“三件法宝”,那三件呢?

  一是严格教学,这主要表现在“打戏”和不分亲疏这两个方面。据说,除了才艺出众的李盛藻先生,凡是从富连成毕业的学生,没有不挨打的,不要说我们和富连成的叶家和萧家都是亲戚,就是叶家和萧家的亲儿子不但也要挨打,甚至要加倍的挨打。打戏贯穿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有效地克服了学生的惰性和散漫,激发了学生的上进心。尽管今天的教学要禁止打戏和体罚,但是那种严格执教的精神确实是需要我们很好地学习和继承。所以严格执教,亲者严,疏者宽,是富连成成功的法宝之一。

  二是注重舞台实践,天天演出。在我的记忆中,富连成科班没有一天不演出,演出是我们学习最重要的必修课。除了到春节前封箱,休息两天,可以回家,大年初一就又开锣了。一年到头,从来不许回家,没有一天不上课,没有一天不练功,没有一天不演出。因为表演艺术一方面靠教学,一方面靠感悟,许多艺术的奥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主要是靠舞台实践中的感悟。所以注重舞台实践,天天唱戏是富连成的法宝之二。

  三是教学中文武昆乱并重,文武昆乱兼学。这不仅大大开拓了学生的戏路,更重要的是学文戏有益于武戏的学习,学武戏也有益于文戏的学习,昆曲戏是“百戏之祖”,非常适合我们奠定规范的基础,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学习皮黄戏。当时我武戏学演《长坂坡》、《连环套》,文戏学演《空城计》、《乌盆记》。因为有了《长坂坡》的底子,唱《定军山》就不会因为扎靠开打而造成负担。有《空城计》的底子,演出《连环套》时就不会因为胡琴一响就发愁。例如我后来演出《野猪林》、《打金砖》和《沙家浜》,甚至在我75岁时依然演出《定军山?阳平关》这不能不感谢富连成科班“文武昆乱兼学”的教学方针。所以我认为文武昆乱兼学是富连成第三个成功的法宝。

  今天我们纪念富连成,就要好好研究、总结、发挥富连成这三个法宝,让我们的戏曲院校培育出比富连成更多更好的艺术人才。

  应该承认,谭元寿先生的这个讲话是对富连成科班的一个科学辩证而又完全符合实际的总结。在今天崇尚学历,不讲学识的戏曲界,应该反省,过去不讲学历,只重学识的富连成,培育的学生可以让今天戏曲学院所有的高学历者,甚至大专生、研究生望尘莫及,这是为什么呢?

  那就是:泰山不弃土壤,江河不择细流。

  年,富连成元字班从上海和东北演出回来不久,谭元寿虚岁17岁就出科了。正赶上嗓音变声,遂在家调养并继续学业,将近一年没有唱戏。

  为了不荒废学业,元寿先生和小(翠花)老板的儿子于世文师兄、白登云先生的公子白元鸣师兄,还有同科的钱元通师兄等几位要好的伙伴儿,也都是正变声的小青年,约好了每天一早,头顶着星星就到窑台去遛弯儿,喊嗓子,然后一块儿到“三庆”或者“庆乐”等戏园子,趁那里没有演出的时候临时租借舞台练习武功。有一次,他们正在中和戏园子练功,白元鸣的父亲白登云先生也去了,说是没有什么事情,路过这里随便看看。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是来检查元鸣师兄的功课。元寿管他叫师大爷,临走的时候他对元寿说:“小子,你们小时候一块练功,长大了可要互相照应着点,你将来要是挑班了可要带着点你师兄。”过了一段时候,朱世友、王世英两位师兄告诉他们,天安门东边的太庙比窑台一带幽静,是练功喊嗓子的好地方。他们跑过去一看,果然环境幽雅,特别是太庙的前后大殿及其周边的广场、配殿几乎无人来往,非常空旷,太庙后身就是故宫的筒子河和一片幽静的柏树林,夏天这里又非常凉爽,实在是演员喊嗓子,练早功的首选之地。

  为此他们又转移到天安门东边的太庙(即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去练功、喊嗓。他们发现这里最大的优点是本行的人比窑台那边少多了,可以更专心于自己的学业。

  记得当年就在太庙的后河,元寿遇到了一位老先生,主动跟他们打招呼,经过交谈才知道他就是有名的票友万国权先生。他是搀着他患病的父亲、国民党著名上将万福麟将军到太庙来遛弯的。他学金派花脸,还能演出武戏《艳阳楼》,和工架戏《霸王别姬》,据说还能搬朝天蹬。那年他还不到30岁,比元寿整大10岁。当他得知谭元寿乃谭门之后时,就像遇到老朋友一样,与元寿聊起他对谭派艺术的敬佩和欣赏,并要元寿回家一定代他向祖父谭小培,父亲谭富英表示敬意,并说改日一定登门拜访。

  50年后,元寿与他多次在全国政协重逢,一起开会,万国权先生当时已经是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了,享受副国级待遇,大家都恭维他为万老,还跟元寿先生提起过当年在太庙邂逅的事情,他还是那么随和,互相问候各家的情况,聊聊家常,没有一点儿架子。

  有一天,碰到一位也是来喊嗓子的同龄人。问他是谭元寿吗?又说他也是富连成的,是高家老三,盛麟的弟弟,叫高世泰。元寿赶紧叫他师叔。他说你怎么能叫我师叔呢?元寿说那叫什么呢?他说咱们应该兄弟相称,不信你就回家问问令尊。元寿回去一问父亲,果然,家父与他的父亲高庆奎是以兄弟相称,只是当年高庆奎先生已然病故三年了。

  在太庙还有一个吸引大家的地方,就是那里有个简易溜冰场,一到冬天就汲取筒子河的水泼在河边柏树林的空场,在旱地泼水结冰形成冰场,再用芦苇蓆围起来,就建成了简易的临时溜冰场。买票进场后,每人租用一付冰划子,就是在木板拖鞋的底下装上两根粗铁丝,代替冰刀,再用绳子捆在脚上当作冰鞋。他们每天喊完嗓子就进入溜冰场玩一会儿。

  别看这似乎有些原始味道的滑冰运动,却使在科班坐了“七年大狱”的谭元寿享受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愉快。他和小哥几个往来穿梭在冰场中感受到无比惬意。说来,也很让人伤感,凡是从“七年大狱”坐科出身的演员真是缺少了童年的欢乐,整天都钻到戏里,只能给别人带来欢乐。就跟他父亲谭富英第一次到上海演出回来,买回来的就都是自己喜欢的各种儿童玩具。他平时最爽快的事情就是自己花钱请几位同行一起逛逛中山公园,到“来今雨轩”请大家品尝那里有名的红楼家宴以及冬菜包子,那已是最大的享受了。所以尽管文化宫后河那种土法溜冰在今天几乎没有人看得上了,可元寿先生却对当年溜冰一事始终念念不忘,甚至在七十年后回忆起来依然津津乐道。

  当元寿的祖父谭小培知道自己的孙子去溜冰,也很感兴趣,就跟着他们一起去玩。后来市场上出现了带冰刀的冰鞋,一向追求时尚的祖父也买了一双进口的新式冰鞋,溜冰的兴趣就更高了。不料,终因年纪大了,一天溜冰的时候又都穿着长棉袍,行动也不方便,不慎在冰场上摔了一跤,胯骨的地方竟摔成骨折,元寿他们赶紧把祖父抬回家,请医生进行抢救治疗。足足躺了一个月,连翻身都困难,都得几个人一起帮助怹翻身。就是这一跤,对小培先生的晚年造成了很严重地影响。以后走路一直没有完全恢复正常,总是好象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最后,在年怹老人家病逝的时候,据医生说,小培先生的逝世还是因为腿上的病,被摔伤以后转为骨癌,不治而终。尽管如此,就是在病中,他还是在年以后陪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彭真市长等新中国的领导人多次观看谭富英剧团的演出,又与王瑶卿、刘喜奎等应聘到中国戏曲实验学校担任了十大教授之一,深入课堂教学。在临终前还带病与郝寿臣、萧长华、华慧麟等一起参加了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筹款义演,在《法门寺》中扮演郿坞县令赵廉(此剧50年后录制为音配像,使后来人得闻谭五爷等一代艺术前辈之风韵),又应邀参加了筹建“艺培”即北京市戏曲学校的募捐义演和董事会议。

  再说元寿在变声期练功、喊嗓的这个阶段,每天早晨从瑶台或太庙回来,元寿先生和他的师兄弟或者到于世文师兄家由李志良师哥(即余叔岩先生的琴师李佩卿的公子)或金大军(即小生前辈金仲仁的公子金玉书)操琴,给他们调嗓子。下午,就在家里的大院内练习武功,由琴师徐少琦给他调嗓子。然后一起查看当天报纸上的演出广告,研究晚上看戏的顺序和路线图。例如一看当天晚上广和楼是谭富英先生的《奇冤报》,庆乐戏院是李少春先生的《打金砖》,他们哥儿几个就先到广和楼听谭富英先生唱完《奇冤报》的反调,再赶到“庆乐”观看李少春先生的《打金砖》末场“太庙”。或者先在广德楼看完谭先生的《定军山》,再赶到“庆乐”看李少春先生的大轴子《智激美猴王》。总之是根据他们的观摩规划,事先约好在三庆、广和、中和、华乐、庆乐、吉祥、长安、哈尔飞、新新等各个戏园子轮流观摩前辈的演出,如此日复一日,收获甚是丰富。

  当时元寿最爱看的戏,也是他最佩服的两位演员就是李盛藻和王少楼先生。他们基础扎实,戏路子正,嘴里讲究,身上又漂又帅,一上台就那么醒脾,让他感到与众不同。李盛藻先生善于演出全本《三国》戏,经常从《桃园三结义》起演到《温酒斩华雄》,或者演《路遥知马力》等等,这对他后来自己挑班演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不过李盛藻先生说,他演《斩华雄》多从《捉放曹》始,《白门楼》止,当时李洪爷搭他的班,但是“斩华雄”的“关老爷”李洪爷却很少接。谭元寿看李盛藻先生最多的戏就是《打渔杀家》,从头场的出场、撒网到喝酒,二场的唱腔到与教师爷的对白和开打,每个小节骨眼都非常细腻,特别是第三场的别家,把父女之间的那种儿女情长演得非常动人,每次看到这儿都让人心酸,催人泪下。最后与教师爷的那套“夺刀”也打得很干净,很有神气。

  再如当年茹富兰先生和韩富信先生的《战濮阳》,更是元寿等师兄弟百看不厌的好戏。就是谭富英先生也是特别的迷茹先生这出戏。总跟元寿说:“你师大爷(指茹富兰先生)这出戏,我怎么看怎么爱,从科班到现在,就是再忙,我也是先看完他们这出戏再去扮戏(化妆)。”所以后来叶盛兰和张德华先生合演的《战濮阳》红极一时,每次那一套“对戟”和后面的双下场,四击头亮相,准是炸窝般的喝彩声。

  就这样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元寿先生和他的小伙伴们真看了不少好戏,学习到很多好东西,大开了眼界,为他们后来走南闯北,搭班或挑班演出都起到了直接的作用。所以这哥儿几个谁也忘不了当时在艺术上志同道合,又能一起用功的岁月。说起他们每天一早去喊嗓,晚上赶场看戏砥砺前行的美好时光。一直到晚年,谭元寿和白元鸣、于世文、钱元通、李志良等师兄弟都留恋不已。

  在这一年中,谭元寿最大的收获就是每天由他的亲娘舅宋继亭按照谭、余派的戏路重新给他学过的文武老生戏进行了整理,也就是“重新下卦”。提起这位亲娘舅宋继亭,他的师父就是戏班中号称“李八爷”的李春林先生,曾长期担任梅兰芳的大总管,又与余叔岩是莫逆的把兄弟。所以宋继亭的谭、余派戏非常地道,因为他特别疼爱元寿这个外甥,一直对元寿关爱有加。解放后,他一面在谭富英的戏班中参加演出,一面到中国戏曲学院教学,但是仍然不忘为元寿说戏。所以元寿常说,我这位亲娘舅可是把他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我的身上了,对我真是呵护备至,真可以说是替代了我和韵寿、喜寿的亲娘。

  由此可见谭元寿对亲娘舅宋继亭的亲情他是极为看重的。后来谭元寿每次收徒、聚会的时候都不忘把他的亲娘舅宋继亭奉为上宾。

  就在这年的8月,日本侵华战争失败,宣告投降。不久国民党派接收大员到北平来与日本人办理交接手续。有一天,李少春先生手里拿着国民党的小旗子,来到大外廊营一号,据说是与谭富英等几个人约好了,作为北平市京剧界的代表,奉命去飞机场迎接国民党接收大员。当时谭富英拉着胡琴正在给谭元寿调嗓子,见少春先生进门刚一坐下,谭富英就说二弟,你得收个徒弟啦。说着就叫谭元寿赶紧过来给少春磕头拜师。少春忙拦着说:“余三爷不在了,我正要跟您学呢,我还没有学好,怎么能收徒弟呢?”谭富英是个实在人,不会瞎客气,就说,我也没办法,我们家这个小百岁就迷你,一心就学你,他这么崇拜你,你说你能不收他吗?李少春说:“您是正宗的谭门本派,连余叔岩先生都说,谁也比不了人家谭派,那是咱们最重要的法帖。难道您真不知道,我一直可是学您的,成天在您这儿摞叶子,我跟您还没有学好,就反过来教您的儿子,这不是误人子弟吗?”

  其实李少春先生说的真是老实话,他的儿子李宝春就说,他父亲在一出《野猪林》中就汲取了谭、余、杨、麒、盖、马和他父亲李桂春的李派共七个流派的艺术特色,谁好就学谁,而学得最多的就是谭富英先生的谭派唱法,既俏又巧,使他获益良多。

  谭富英说,你跟余先生学谭派,所以元寿正好跟你学余派戏。这不是名正言顺吗。这事儿你可不能推辞。谭富英站起来说,今天我做证人,让元寿先给你磕头,找一天咱们还是泰丰楼好好办一办。少春说:“要说教谭派,我这是在圣人面前卖三字经。但是您不怎么唱武戏,我就替您代劳,给元寿说几出武戏,好不好?泰丰楼就算了,咱们这样的关系,还走那个形式干什么?再说我教谭先生的儿子学谭派,传出去,人家真会说我忘了自己姓什么了。教武戏,我保教保会。百岁,你明天起就到“棉花地”找我去,想学什么就说,只要我会的。”说着,谭富英也穿戴整齐,与少春一起到虎坊桥路口集合,然后一起上西郊机场迎接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去了。

  这一天,是元寿特别高兴的一天,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父亲那么理解他,支持他。知道他迷李少春,而且帮助他打开了少春先生的艺术之门,真是没有想到。从此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到棉花地或西长安街石碑胡同的李少春家学戏了。

  可是谭元寿也很纳闷,自己姓谭,论血统是谭派的正根,一直以为自己崇拜李少春是犯了大忌,可是父亲却那么积极地让自己跟李先生学戏?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事后,他问起父亲,富英先生很认真地说,什么是谭派,谁好,就学谁,这就是谭派。我们古今的大学问家都是学无常师,要博学就要转益多师。你曾祖常说这么两句古话,叫做“江何不择细流,泰山不弃细壤。”你曾祖是金奎班坐科,你爷爷是小荣椿坐科,我的开蒙老师是陈秀华先生,当时是你曾祖亲自给我们兄弟请来的老师。后来又把我送到了富连成,都是你曾祖的主张。出科后,你祖父就带着我去拜师余叔岩先生。我们都不能只靠家学,闭关自守是学不出来的。就说你曾祖,他的老师就有余三胜、程长庚、王九龄、孙春恒以及山西梆子的等等,不下十几位先生,学习了各个流派,最后学成了自己的谭派。当时.都说“无生不谭”,可是他却不让我跟他学,给我找陈秀华先生,你想想这是为什么?从你目前的情况看,肯定地说,你与我的戏路不会一模一样。我知道你是看上少春的文武全能,喜欢他的《野猪林》和《打金砖》了,这些戏,我唱不了,可你是非唱不可,你的条件也比较适合,所以你肯定走他的路子了。我知道你崇拜的几位,在李少春以外,还有李盛藻先生、孙毓堃先生和高盛麟先生的独到之处,出科以后,你几乎整天到各个戏园子追着看他们的戏,这足以说明你的心里就没有流派与门户的框框,看到人家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学呢?路总是要越走越宽,不能越走越窄。

  就在元寿思忖着出科以后自己如何继承谭派艺术的关键时候,祖父谭小培和父亲谭富英却已经为他拟定了一条出乎他预料的发展道路。那就是根据他的自身条件和兴趣爱好,多学、多看、多演,自由发展,大胆闯练。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元寿出科后就在父亲的同庆社搭班唱戏,其发展道路必然越走越窄,让人说他是少爷唱戏,家族戏班,对他的发展很不利,以至将来难以独撑局面,自成气候。为此,祖父和父亲建议他一个人走南闯北,哪怕磕磕碰碰,挫折失败,也要凭借自己的实力去开拓自己的艺术道路。他记得父亲一再说,你只管出去闯,多碰几个钉子,没有坏处。

  其实刚刚出科,正要跃跃欲试的谭元寿自然也想试一试自己这把宝剑的锋芒,不料与祖父和父亲不谋而合。

  给少春先生磕头的第二天,元寿就来到了“棉花地”的李少春家。这里住着的是李少春先生和他的大夫人王次君,一见面,少春先生问他学什么戏?他一时真不知道如何答复,因为少春的戏他都特别喜欢,如《野猪林》、《全本武松》、《打金砖》、《连环套》、《三岔口》、《安天会》几乎没有他不想学的。这时他当然希望先学《野猪林》了。可是他也知道,自己刚刚出科,就学那么要紧的戏有点儿好高骛远了。想了想,就理智地提出:“请您先给我说一出武松戏吧。”

  少春想了想说:“那咱们就先学《狮子楼》好不好?”

  当时李万春和李少春都擅演全本《武松》,都有“活武松”的美誉,不过演法各不相同,风格也大相径庭。但是元寿都非常喜欢,观摩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因此学习的非常认真,也很快,只要少春先生有时间,他就不放过任何机会。李先生当时正活跃在舞台上,教学时间很有限,能够得到少春先生如此手把手地真传实授,他是非常珍惜的,尤其为他后来学习演出《野猪林》、《打金砖》和《智激美猴王》等高难度的戏奠定了扎实基础。《狮子楼》学好以后,李先生又亲自安排元寿在鲜鱼口内华乐戏院演出了一次,并且亲自给他把场。看过之后,李先生很是满意,就对元寿说:行,这出戏我算是给你落地啦,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接着说《挑帘裁衣》吧。”

  说到这里,读者一定会问,这“棉花地”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东北角四川营一带的棉花上头条,中头条,下头条,一直到棉花上、中、下九条。那么多叫棉花的胡同连在一起,所以就统称为棉花地了。传说是明朝末年四川的秦良玉奉旨进京勤王,带兵驻扎在这一带,所以又叫“四川营”,尽管距离广安门,右安门还有好几站路,属于“城里”,但是由于这一带一片荒芜,且人烟稀少又相当于农村。到陶然亭一带就是一片一片的荒地了,过去演员到城根喊嗓子、遛弯,其实都没有出外城,所以当年这些地方都比较荒凉,如果说在这“棉花地”因种植棉花而得名也是有历史根据的。后来这个地方盖起了一批一批的民房,陆续有些京剧演员从原来的韩家潭一带逐渐向西南迁徙,也是必然趋势。以至每一条棉花胡同几乎都有京剧演员居住,例如棉花头条住的老生王和霖,鼓师白登云,花脸孙盛文,丑角孙盛武,武生张德俊、张云溪,丑角张永禄、郭元祥,坤旦孟丽君,武旦贯紫林,老生贯大元、陈少霖,坤丑梁花侬。棉花二条的武净许德义,小生李德彬、王又荃、徐和才、刘雪涛,老生张连福、宋继亭,丑角李一车、贾多才、高富远和老旦时青山等,棉花上四条就住着旦角刘盛莲、张君秋,老生刘盛通、张元智等,棉花上六条住着旦角赵桐珊、方连元、新艳秋、老生蔡荣贵、张盛禄,棉花七条住着琴师李佩卿,武生杨长喜、杨盛春、田鸿儒,老生时慧宝、贯盛习,花脸金少山、裘盛戎,一直到棉花九条都住着旦角王琴侬、老生王世续父子,琴师徐兰沅等等,真是不胜枚举,再加上“棉花地”紧邻的椿树头条、二条、三条胡同,铁门胡同,山西街、西草厂胡同、南柳巷、北柳巷,永光寺街等等,到处都是戏班的同行、眷属,可以说每条胡同都是皮黄声不断于巷,丝竹音不绝于耳,可见这棉花地与戏班的演员有着很深的情结。而谭元寿到棉花地,一个是到棉花下三条的李少春老师家学武戏,二是到二条找他的舅舅宋继亭学谭派老生戏,三是到李少春的助手张盛禄先生家学李少春的独门戏《打金砖》、《闹天宫》等。

  提起这位张盛禄先生也许观众都不大知道,但是在当时的富连成科班和后来李少春的“起社”以及李少春、袁世海、叶盛章、黄玉华领衔的“新中国实验京剧团”都少不了他。这可是一位专门负责少春先生后台排戏的关键人物,特别值得介绍一下:这位张先生原是富连成资深老教授蔡荣贵先生的孙女婿,他本人的教学经验非常丰富,从盛字科一毕业就留任世字科和元字科任教了。他不但对李少春的戏烂熟于胸,而且能知道少春的戏如何排练,如何设计以至各有几种演法,甚至比李少春先生本人都清楚。这是因为少春先生演出非常频繁,确实没有时间教学。但是他看到元寿如饥似渴地要跟自己学戏,就为元寿推荐了这位张先生。所以在多年后,许多观众都认为惟有元寿学李少春先生的拿手戏最为得法,最得真传。岂不知这背后还有一位秘密的“高级二传手”呢。

  “文革”后,由于元寿先生为扭转当时京剧演出市场日益低迷、疲软的状态,他身先士卒,特意推出了又唱又摔,惊险十足的这出《打金砖》,引来全国几乎所有剧团都纷纷上演《打金砖》,在全国掀起一时的《打金砖》热。不过,有的青年演员嗓子比元寿冲,有的演员翻摔扑跌也比元寿猛,可为什么观众认为只有元寿演得神韵最佳并扣人心弦呢?而且每次少春先生看元寿演出总是鼓励有加,许多同行和观众不解。这其中的奥秘就是因为元寿得到了这位张先生的倾囊相传。所以,每当同业和各地观众称赞元寿学习少春最为得法时,元寿的心里就特别感激在他与少春先生之间搭桥,传递艺术真髓的张盛禄先生。因为元寿最清楚,漂学是学不到真艺术的。而像张盛禄先生不但能承上启下,传递最重要的艺术信息,而且还能攒总,使谭元寿先生不是近水楼台,却能先得月。

  当然,元寿先生在太庙练功喊嗓的时候,只要少春先生在家,他从太庙出来,就直奔天安门西边不远的石碑胡同,到李少春与侯玉兰夫妇的新居,在那里继续学习《挑帘裁衣》、《野猪林》、或《打金砖》、《连环套》等戏的演出要领和关键之处,他是一天问一点,集腋成裘,终于从少春先生那里“偷”到了他那几出拿手戏的秘诀。

五 走南闯北

  话说谭元寿经过一年来的调养、观摩和学习深造,嗓音基本恢复,正在跃跃欲试,准备重返舞台的时候,一天在李铁拐斜街邂逅到一位戏班的熟人杜菊初。这位杜老板,以投资培养演员为生。当时杜老板名下有几位旦角,一是杜丽云、一是杜近云,一是刚刚在大马神庙王瑶卿王大爷那里学得最为优秀的杜近芳。为让学成的杜近芳登台亮相,接受广大观众检阅,为此特邀谭元寿与杜近芳联袂演出《红鬃烈马》等对儿戏,那年元寿18岁,杜近芳只有15岁,但是合作起来,却都不同凡响,甚至显示出不凡的艺术潜能。这几场演出,对于一年多没有登台的谭元寿来说属于小试牛刀,而杜近芳则是经过王瑶卿王大爷精雕细刻后的崭露头角,虽然说两位青年人都是小试牛刀,也在京剧舞台上,在观众的心目中挂上了号。

  既然是被杜老板收下的义女,当然并不姓杜,原是富连成头科毕业的花脸演员陈喜光先生的养女,名陈玉华。陈喜光先生本无儿无女,收养杜近芳(即陈玉华)后无法喂养,正巧陈喜光的弟弟陈喜星先生与夫人的长子陈庆增出生,与陈喜光的养女陈玉华同岁,陈喜光夫妇便把杜近芳抱到弟弟陈喜星老师家,请弟妹代为奶大。正在吃奶的娃娃没有奶吃能不哭不闹吗?显然这样吃奶的娃娃是有奶就笑,没奶就闹。而厚道的陈喜星夫人也见不得小孩饿着,便一手抱一个正在吃奶的婴儿一起哺育成人。至于杜近芳如何在陈家被抚养成一位超群出众的梅派大青衣呢?笔者无从知晓。但是后来说到谭五爷病故后,杜菊初特意前来吊唁,并特意提到正是谭五爷发现了杜近芳是一位唱戏的好材料,日后必出人头地,遂劝杜老板好好培养杜近芳成才,才被送到马神庙王瑶卿王大爷那里用功,王大爷也是“爱才如命”,特意给杜近芳“开小灶”,终于使杜近芳一举成名。但是陈喜星是笔者学习京剧老生的启蒙先生,在陈喜星先生百年之后,是笔者陪同陈喜星先生的长子,同时也是笔者的大师兄陈庆增;以及杜近芳先生一起怀着同样悲痛的心情到八宝山去送别陈喜星先生,而且在八宝山为陈喜星先生举行了庄重地追悼会后又一直将陈喜星先生的遗体送到火化处的,我想应该足以说明问题了。而她学成后第一次登台亮相,就是杜菊初先生找到谭五爷,要求自己的养女与谭元寿联袂登台主演的全部《红鬃烈马》和《四郎探母》,后来又请谭富英与杜近芳合演《大探二》并一举成名。所以对这几场演出,在杜近芳的艺术生涯中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接着,原来主管富连成元字、庆字两科教学的叶盛章先生因科班解散,也派人来找谭元寿,要他参加由他领衔主演的金升社的演出。金升社是叶盛章先生在年创建的京剧史上唯一的以丑角挑班的戏班,多演出武丑戏,如《盗银壶》、《打瓜园》、《翠屏山?时迁偷鸡》等,并且排演了《酒丐》《花蝴蝶》和《安天会》等戏,由于叶盛章少年时学习非常刻苦,有“生死簿上翻跟头”的经历,又得到武丑宗师王长林先生的真传,技艺精湛,有天下第一武丑的美名。再加上叶盛章是元寿在科班时的业务教学总管教师,叶盛章的二姐叶玉琳又是元寿的亲舅妈,彼此都很熟悉,所以元寿也很想借此机会搭班到外面去闯练一下。加入金升社后,谭元寿就连续与盛章先生在长安大戏院、庆乐戏院等剧场合作演出,的戏就是《藏珍楼》,由他扮演白菊花;演出《翠屏山》时,谭元寿的石秀,叶先生接演后部《时迁偷鸡》的时迁,演出《大名府》时是叶世长(又名叶盛长)的卢俊义,杨盛春的武松,叶盛章的时迁,元寿先生的燕青。演出一个阶段后,元寿先生又接到叶盛兰先生新组成的“玉华社”南下演出的消息。叶盛兰先生,官称叶四爷,是富连成科班老班主叶春善的四公子,叶盛章的四弟。他先学武旦、青衣,据他的少年伙伴吴祖光先生对我说,他最喜欢盛兰的《战寿春》,是他所见过的最勇猛的武旦,后根据萧长华先生建议,盛兰后改小生,得小生前辈程继先先生和茹派艺术传人茹富兰先生亲传,技艺全面,与其兄盛章一样,都是京剧界的特殊人材,而且盛兰先生也创造了京剧史上唯一的小生挑班的奇迹。在叶盛兰先生的班社中,旦角是陈永玲,武生是梁慧超,元寿担任二牌老生还是很能得到锻炼的,例如全部《群英会?借东风》,叶四爷的周瑜,谭元寿的前鲁肃,后孔明,在《车轮大战?王佐断臂》中,叶先生的陆文龙,从头到底,元寿先生的王佐,还有他与陈永玲的《游龙戏凤》、《打渔杀家》等等。因为是在春节演出,叶四爷特意带着老母亲一起去的南京。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当盛兰先生应邀于年春节率团赴南京演出时,遭遇了南京几十年罕见的大雪,连马路都给封住了,雪是越下越大,大街上都见不到人,在南京大戏院唱了几场戏,顶多上五六成座儿,这次元寿先生倒是演出剧目不少。头天就是他的《失?空?斩》,接着是他的《哭灵牌?连营寨?白帝城》。后来又在总统府演了两场,都是他和陈永玲的《游龙戏风》。盛兰先生也要唱《翠屏山》,扮演前部石秀,元寿先生扮演后部石秀,陈永玲的潘巧云,这次演出不但赔了钱,还把师奶奶,也就是叶先生的母亲冻得够戗。演员的艰辛,外出搭班的风险,使盛兰先生懊悔不及,演出后回到北京他就直接参加了国营的中国京剧院,开始挣小米了(当时政府工资都是按小米的价钱计算,亦称“赚小米”)。

  这次随叶盛兰先生到南京演出的遭遇,对初出茅庐的谭元寿自然是一次深刻的教训,使他更加敬佩祖父谭小培谨慎、稳妥地为父亲谭富英搭班、挑班的十年规划。始知搭班、挑班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以致当初祖父谭小培迟迟不主张父亲谭富英过早独自挑班的原因。原来挑班可以赚大钱,却也要担大风险,稍有不慎,则懊悔莫及。可以说这是元寿这次随叶盛兰组班到南京演出最大的收获。更为实际的是在去南京的时候,叶盛兰先生给大家买的都是软席卧铺,回来的时候则都是硬座票,还有好多人买不到座票,车厢里又特别拥挤,陈永玲的夫人言慧兰还带着两个孩子,没有座位,元寿先生只好把座位让给言小姐,自己从南京一路上便站着回到了北京,那时的火车速度很慢,还要摆渡过江,最快也要两天两夜。

  回到北京后,正好四大名旦中荀慧生先生的“留香社”需要二牌老生,元寿先生就跟着荀先生唱了将近一年。在荀剧团,小生是徐和才,二旦是费文芝,丑角是朱斌仙,里子老生(即在荀慧生主演剧目中扮演配角的老生)是陈喜兴、曹连孝;二牌老生(即在荀慧生主演的剧目前主演的正工老生戏,如《南阳关》、《武家坡》等)就是谭元寿先生了。这一年的合作,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是碰到荀慧生这样一位爱开玩笑的和气老人,二是对荀派艺术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丰富提高他的表演艺术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帮助。他惊讶地发现荀先生的戏是如此与众不同,竟然处于完全的生活自然状态。因为荀先生的表演非常自如,仿佛没有任何程式套路,就像在舞台下的日常生活一样,可是他的一举一动,一唱一念又全在程式规范之中。这使他终于明白什么叫做“臻于化境,炉火纯青”了。尤其令他敬佩的是荀派的《香罗带》、《诓妻嫁妹》、《红楼二尤》等等,哪一出戏都非常精彩,引人入胜,哪怕一句很简单的念白,也表现得极为深刻,引发观众强烈的反响。他的每一段唱腔也都让人过耳难忘,广为传唱。他为能够遇到荀慧生这样的艺术大师,在表演艺术上,特别是后来演出现代戏方面,都让他受益终生而感恩不尽。

  不过,荀派剧目大都属于才子佳人的三小戏,所以大都需要在前面垫一出《失?空?斩》或《战太平》等袍带戏(也指帝王将相一类的戏),这样的剧目才能让观众感到即不雷同又相映成辉。但是荀派的花旦剧目又不同于过去传统的三小戏,如《打樱桃》、《探亲相骂》和《小放牛》等戏那么短小精干。因为荀先生又注重音乐形象的塑造,他所编演的又都是大花旦戏,都有繁重的唱腔,戏都比较大,演出时间长,这样一来元寿先生的演出正工老生戏的时间就相对要减少一些,有些谭派大戏就很难演出。为此,尽管元寿先生跟荀先生相处得非常融洽,他的祖父谭小培、父亲谭富英因与荀慧生合作多年又与荀先生莫逆之交,见面就有开不完的玩笑。互相见面都没有任何名角的架子,合作都是非常愉快地。但是合作一年以后,因为许多谭派经典剧目没有机会演出,使他伸不开腰,还是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让他受益匪浅的荀剧团。

  随后,元寿又在天津南市的庆云、群英、平安等几个戏院与青衣郭韵荣,花旦凌鸣霄,花脸贺永华,武生兼武丑张鸣禄,鼓师姚占歧等人合作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主演了一些谭派老生戏和一些李派的武老生戏,还是很受天津观众欢迎的。在这段演出中,最让他难忘的是他和自己最敬佩的李少春先生还打上了对台。因为离南市,特别是“下天仙”不远的中国大戏院,就是少春先生的演出阵地。元寿喜欢少春的艺术,又很能叫座,自然多唱少春的戏,结果,少春贴出了八本《武松》,元寿也贴出了八本《武松》,少春那边主演《四郎探母》,元寿这边也是《四郎探母》,少春演出《白水滩》和《击鼓骂曹》双出,元寿也是一文一武两出戏。不过少春那边的《武松打虎?挑帘裁衣》是叶盛章的武大郎,黄玉华的潘金莲,阵容非常强大。少春先生知道谭元寿在南市演出的戏码和自己对上了,他不但不生气,反而特别高兴。更让元寿感动的是他在天津演出,有时没有服装、道具,就到中国大戏院找少春去借,很巧的是元寿与少春的服装从长短到胖瘦几乎没有区别,所以少春总说:“元寿,你那里缺什么服装、道具,就到我这里来拿,咱们可不许客气,不过我的盔头你戴不了,因为我比你的脑袋大的多,戴着不合适,你得自己想办法,或者你只能戴官中的了。”有一次元寿演《恶虎村》,他就到少春先生那里去借豹衣豹裤和这出戏打“坛子攒”时专用的假酒坛子。少春立即要他到衣箱上的师傅老四那里去取。后来演出《王佐断臂》,找少春去借假臂和说书用的挂图。演《野猪林》时,少春就把他自己全套的服装道具都拿出来,让元寿派人来取。后来元寿总想,说是师徒,又没有举行仪式,说孝敬师父,可少春先生整天为他操心,对他可谓无微不至,当时的李少春就在观众中享有“李神仙”的雅号,元寿为自己遇到这样一位“圣人”尤为庆幸不已。当然他一直要酬谢李先生,却答报无门,直到三十年后才得到这个机会,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当元寿正在天津南市各个戏园子唱得特别起劲的时候,一天,梅兰芳先生的大管事李春霖先生专程从北京赶到天津南市,到庆云戏院的后台来找他,说,梅兰芳先生特邀他回京,请他陪同梅葆玖合作几出戏。他知道,这是梅兰芳在北平解放后第一次北上演出,葆玖贤弟是第一次在北京亮相,而鉴于梅、谭两家将近百年的交情,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回绝梅先生的。为此元寿依依不舍地提前结束了天津群英戏院的演出离津返京,开始与葆玖弟的合作演出。

  谭元寿回到北京,梅兰芳先生非常客气地对他说,要请他捧捧玖弟,并为他与梅葆玖组织了一个班子,以他们两人为头牌,而三牌武生正是元寿由衷敬佩的大武生孙毓堃先生。在长安大戏院合作演出的第一出戏就是《红鬃烈马》,第二天是《打渔杀家》,第三天是《探母回令》,接着是元寿先生在前面唱谭派老生戏《问樵闹府?打棍出箱》,大轴戏是梅家父子合演《游园惊梦》,在吉祥戏院演出的最后一场是双出。元寿前演《黄金台》,葆玖前演《穆柯寨》,之后元寿、葆玖与谭家的姑爷郭元汾合演《二进宫》蹲底。前后一共演出了二十多场。这次精诚合作把梅、谭两家的世代艺术情缘延续到了新的一代。如果从年算起,元寿与葆玖先生的合作到今年整整七十年了。

  元寿先生至今清楚记得,在与葆玖合演《打渔杀家》之前,梅兰芳先生特意把元寿叫到西城护国寺一号的梅宅,就在后面大院西北角的海棠树一侧亲自为他们两个人排演这出戏。说来这出《杀家》是清朝末年谭鑫培与王瑶卿的拿手好戏,后来梅兰芳与余叔岩先生多次观摩过两位前辈的演出,在年,余叔岩在梅兰芳的班社挂三牌老生,当时的二牌老生是曾经大力引领、提携过梅兰芳并主动把头牌让给梅兰芳的大恩人,即戏班称为“凤二爷”的王凤卿先生。但是梅兰芳知道让余叔岩挂三牌有些委屈他,就与余叔岩根据他们观摩谭鑫培与王瑶卿的《梅龙镇》和《打渔杀家》等对儿戏进行了精细地加工,这样来提高余叔岩的声望。为使这样的传承再延续到下一代。所以梅先生把元寿叫到家里,亲自为他与葆玖加工这出历代前辈传下来的经典对儿戏。

  在排练中,梅兰芳先生不厌其烦地在每一个细节向元寿说明当年其曾祖是如何表演的,你的师爷余叔岩是如何表演的,你的父亲谭富英是如何表演的。例如当排演到第二场,女儿萧桂英给父亲萧恩敬茶的时候,有一段对话:

  父亲说:“叫儿不要渔家打扮,怎么还是渔家打扮呢?”

  女儿答:“儿生在渔家,长在渔家,不叫儿渔家打扮,要孩儿怎样打扮呢?”

  父亲斥责说:“不听父言就为不孝。”

  女儿忙说:“孩儿改过就是。”

  父亲则欣慰地说:“这便才是。”

  对这一段并不被一般演员重视的台词,梅兰芳就对元寿和葆玖进行了生动而深入地分析。他说原来他也以为渔家打扮一事引起父女的争执过于严厉,后来才意识到这打渔生涯对萧恩有许多无奈和难言之隐,而女儿却不能理解父亲的苦衷,不知父亲看到女儿渔家打扮很是心痛,也很担心。遂以严厉的态度表示父亲的关照,当女儿服从以后,父亲就应该很慈爱,很温暖地说:“这便才是。”以挽回刚才因过于严厉而造成对女儿的伤害。这几句看似无关紧要的对白,梅兰芳和余叔岩先生却特别加以注意,充分地表现出父亲对女儿的爱护和女儿对父亲的亲情,揭示出江湖人的家庭中父女之间的无奈与真挚情感。

  在排演到父女决定报仇,走出家门的时候,女儿突然对父亲说:“啊爹爹,这门还未曾关呢。”

  父亲不耐烦地回答:“哎,不关也吧。”

  随后女儿又说:“啊爹爹,这里面还有许多动用的家具呢。”

  父亲这时要特别动情地叹一口气再说:“哎,傻孩子呀,门都不关了,还要的什么动用的家具呢?”

  这时女儿突然意识到要真的去杀人了,自己即将无家可归了,便引发出极度的恐惧和哀伤,哭着说:“啊爹爹,孩儿有些害怕,孩儿我、我、我不去的了。”当父亲三次要拨转船头送女儿回去的时候,女儿则极力阻止并伤心哭道:“孩儿我舍不得爹爹……”接着就是父女的哭头。

  梅兰芳先生对元寿和葆玖说,这两句念白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全剧的戏核儿。萧恩开始还在抑制和掩饰着自己的感情,不愿意在女儿面前说明他们已然面对家破人亡的真相,在说到“度用的家具”时,女儿的幼稚无知自然刺痛了父亲的心,说她“傻孩子”时,再也掩饰不住了,念白中便带出了英雄泪,语调应该是颤抖的。当女儿说自己舍不得爹爹时,父女的悲怆情绪则到达了极点,而剧情也应该达到最高潮。

  在梅先生的启发下,元寿和葆玖都在表演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演出哪天,梅兰芳先生特意请来了老一辈的王瑶卿王大爷来看戏,所以王大爷一进门就说:“今天是老梅请我看小梅。”演出后梅兰芳先生对他们的表演很满意,对元寿更是多加表扬和鼓励。然后请王瑶卿王大爷当场指出演出中的不到之处。最后梅先生还说,现在我们梅家从祖父梅巧龄,父辈梅竹芬,到我和我的儿辈葆玥、葆玖是四代旦角,谭家从谭鑫培、小培、富英到元寿是四代老生,我们世代友好,世代合作,甚至两家从不谈“公事”,也就是不谈报酬,这是多么难得地友谊啊!

  就在这次演出的六十年后,元寿与葆玖曾经特意再次聚会于护国寺一号的梅家老宅,在那棵海棠树下共同回忆起大师们当年给他们排练《打渔杀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元寿感慨地说,能够得到梅大师的真传实授,对我是终身受益啊。

六 天津“共和”

  转眼到了年春节,天津的中国大戏院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他们说解放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也成立一个“共和班”吧。这样他们就从北京和天津选拔了一批中青年演员,其中包括程派青衣新艳秋、铜锤花脸王泉奎、架子花脸景荣庆、武生演员王金璐、袁金凯、武丑张世年,而头牌老生就是谭元寿。他们在天津中国大戏院连续演出20场,初一到初五是日夜两场,一共演出了25场。大家不分名次先后,不分头牌、二牌,轮流唱大轴子,轮流唱开场戏,尽管都很年轻,但是很团结,互相捧着唱,各显其能,结果是场场客满,皆大欢喜。

头天打炮,因为是春节,取其吉利,就是元寿先生和新艳秋、姚玉刚的《御碑亭?金榜乐?大团圆》,前边是王金璐、景荣庆的《战宛城》。这是元寿第一次看到景先生演的曹操,身上边式、干净,处处有戏,给元寿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说自己见识不多,在他看来,这出戏中,特别是《马踏青苗》那场,除了侯喜瑞和郝寿臣两位前辈,就要数景先生了。看景先生晚年演这出戏,拿捏得非常精确、细腻,已无出其右者。接着他们合作了《失空斩》、《战太平》、《连环套》等不少戏。大家知道,马谡是个重要配角,难度很高,不易讨俏。但是景先生演的马谡,前头“失街亭”,后头“斩谡”,他都能叫得下好来,特别是“斩谡一场”的几个叫头,元寿先生一听他那凄厉、悲怆的声音,就会不寒而栗,唱到“家中还有年迈妈”时,元寿先生说他接着念:“斩、斩、斩”的时候,真是让他内心颤抖,显示出景先生非凡的艺术感染力。

  在《连环套》的“拜山”中,元寿先生与景先生一直是“台上见”,从不用排练,也不用对台词。那么碎的念白和盖口,一个语气,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他们都配合得严丝合缝,说明这出戏他们都很实授,都有准谱。在他们天津合作这出戏的50多年后,中央电视台要在春节晚会上演出“拜山”这场戏,而且提出先期录音。按说这样的念白戏要按着录音对口型,很难那么准确。但是他们在录音棚录音时,一遍通过,录完像更是顺利,衔接特别紧凑。当景荣庆先生最后念到:“摆队送天霸。”录音棚一片叫好声。电视台的导演特意表扬他们说:“刚才谭元寿、景荣庆两位老先生事先的准备工作做得太好了。他们的录音刚刚是一遍通过,以为他们在录音前经过了充分排练。其实他们都是谙熟于胸,拿起来就演,无需任何准备。这样的戏,如果临时排练再上场,是不可能那么自然的,这是需要平时的琢磨和积累。正式演出时,观众看他们配合得那样默契,多次热烈鼓掌,竟然没有人看出他们竟然完全是对口型。后来,元寿先生总说,能遇到景荣庆这样的窦尔墩,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演出时他们都感到如临其境,非常过瘾。

  当然,元寿对这出《连环套》也是狠下了一番功夫的。在科班时就演过,那是跟王连平王老先生学的,如果说比较“官中”的话,那么后来跟茹富兰先生和王金璐先生也都学过。以后又多次观摩“小振亭”孙毓堃和李少春的这出戏,“文革”中高盛麟先生从武汉调到北京后,他们有机会经常在一起喝酒、聊戏。每当聊到《连环套》时高先生总是非常认真,实际上高先生是一句台词、一个动作地给他“重新下卦”,对他真是倾囊相授。现在算起来,元寿这出戏前后系统地学了三遍,又请三位名家给他全面加工,而以他的感觉来看景先生演的窦尔敦那么精彩、深刻,节奏掌握得那么张驰有度,与他配合得又那么精准、默契,元寿先生坚信景荣庆先生背后下的功夫绝对不会比自己少,对剧中人的理解和把握更是超乎一般人所想象的,如果说他们二位已经把剧本吃透了,已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也毫不为过。所以才能把舞台上的“对手戏”演得天衣无缝,妙造自然。

  一天,是元寿先生的《战太平》,因为突患风寒感冒,嗓音失润,周身无力。大家一商量,把他的大轴与王金璐的压轴戏调换了一下,元寿也降低了一个调门。景先生的陈友谅,不但妥贴地配合着,还处处托着元寿。当然,天津观众对谭家也是特别关照,演出依然很圆满。为了报答天津观众,在元寿病好以后的告别演出时,他连演了两天双出,一天是前《战太平》,后《八蜡庙》;一天是前《捉放曹》,后与张世年的《三岔口》。景先生一直陪着他唱《战太平》,最后一场的对唱时他们互相咬着唱,衔接很紧,尺寸极快,合作极其愉快,台下的观众听着、看着更是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叫好声震耳欲聋。

  在这次合作中,元寿与王金璐有时合演《长坂坡》,有时合演《八蜡庙》等武生戏,因为王金璐特别想过过麒派的戏瘾,就与元寿先生商量贴出全部《徐策》,请谭元寿前面按谭派演《举鼎观画》,后面王金璐就演麒派的《徐策跑城》。有时元寿前演《失·空·斩》,后接武生戏《三岔口》双出,那就是王泉奎先生的司马懿,景荣庆先生的马谡;后面是张世年的刘利华。有时元寿与王金璐、景荣庆合演《定军山·阳平关》。因为这次演出不分牌次,大多数演员又都比元寿年长,特别是新艳秋是四大坤旦之一,曾经与他父亲谭富英并挂头牌的,王泉奎也长期与他父亲谭富英同台合作《捉放曹》、《失空斩》和《大探二》等戏,称得上老前辈了,但是他们都热情地捧着他演出,且文武昆乱不挡。

  当时所有的演员都住在中国大戏院后面的楼上,而且都带家眷。住在元寿先生对门的就是王泉奎先生,因为王先生是回民,就在宿舍单做饭,做点好吃的,就把元寿叫过来一同用餐。有一天把元寿先生叫过去吃夜宵,他一看是馄饨,就顺便说了一句“您家这馄饨真好看”,不料王先生不高兴啦,说:“这个可不叫馄饨,要叫元宝汤。”元寿忙说:“呕,元宝汤,我年轻不懂事,您多包涵。”

  由于元寿先生身兼老生和武生,戏路宽泛,因此演出的场次最多,大家又都看在他父亲、祖父的友情上,无不热情襄助。很多人都知道天津戏不好唱,作为刚刚出科的谭元寿,累得嗓子都不出音了,却也没人喊倒好,还那么受欢迎,可能吗?这是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天津观众只要你认真唱戏,肯买力气,唱出了人缘,偶然出点错,观众不但不叫倒好,而且还会与叫倒好的当场对喊对骂,甚至撕打起来。谭家在天津,从谭志道年北上,第一站就是天津,到年,元寿先生在天津唱过年大戏,就快一百年了。连谭鑫培娶的媳妇都是天津人,所以天津人对谭家那可真叫一个“没说的”。所以谭元寿从一出科就长期在天津南市的许多戏园子唱戏,几乎每年都要唱上一两个月。和共和班的同行这年春节在天津连唱二十天,二十五场戏,惟有最年轻的谭元寿风头最健。

  关于元寿先生在天津南市和中国大戏院演出的盛况,笔者没有亲临现场目睹,写到这里,恰遇天津相声和评书界的艺术前辈王文玉先生来访,一问,他还真赶上了在南市和中国大戏院亲眼目睹元寿先生的演出。他说天津南市当时是天津最繁华所在,因与法租界和英租界相临,英、法都不管,中国政府也不管,所以号称“三不管”地区,各地许多有权势者均前往大兴土木,饭庄、影剧院、茶园云集。南市牌坊东口就是和平路影剧院,南市东口往西一点就是天津早期由赵燕侠的祖父经营的“下天仙”,从谭鑫培到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的早年都到这儿唱过,这一块方寸之地就有十多家戏园子。如上平安(后改长城)、庆云(后改共和)群英、大舞台、升平、中华、大观楼等,许多京城名角纷纷在此亮相。元寿先生从年就与米玉文、金雪芳、郭韵蓉、马鸿麟、朱玉良等当时的后起之秀到这一带演出。年元旦一过,元寿先生就到“庆云”来演出了。那次他基本上都是唱大轴子。旦角就是他师弟郭韵蓉,花脸是张海臣,当时很有影响,还有一位林鸣霄,是鸣春社的。那次元寿先生唱《野猪林》就是张海臣的鲁智深。这个时候李少春、袁世海、叶盛章、黄玉华等四大头牌率领的新中国实验京剧团就在中国大戏院演出,都非常红火,都能唱满堂,这也就是李少春与谭元寿师徒唱对台的时候。以上均得王文玉老先生见证,足见笔者以上所言不虚。

  天津演出后,元寿先生和景先生又应邀一起到济南演出,那次,有朱玉良的铜锤花脸,武生是袁金凯、武净是袁金年,旦角是张曼君、丑角是冯玉增、老旦是孙玉祥、小生是刘雪涛。元寿先生平生第一次演出《打金砖》就在济南,而且就是景先生扮演的马武,他恰如其分的表演和烘托,使谭元寿唱得特别惬意,也使这出戏大受欢迎,从此这出戏就成为了元寿先生在全国各地京剧舞台上的“撒手锏”。

  由于景先生对元寿多方关照,陪着元寿唱戏从不讲条件。所以景先生提出请他在《通天犀》中帮忙演一个二、三路的配角老生、即十一郎的老家人程老学,元寿先生没有丝毫犹豫,满口答应,并马上向景先生学习,背词。在演出时,元寿按原剧本唱的是昆曲《泣颜回》的曲牌,一个合头,一个合头地分着唱,诉说着他家主人十一郎穆玉玑的遇难经过。每个合头都是翻着高唱调面,非常响堂,效果极好,特别是当元寿先生唱完《泣颜回》的整个一支曲牌后,遂向徐世英诉说自己的主人十一郎明天午时三刻就要开刀问斩时,谭元寿使用了翻高念法,促使景先生扮演的徐世英大吃一惊,连人带椅子一起向程老学冲去,同时谭先生以“跪搓”配合,使舞台气氛骤然紧张,竟然赢得观众齐声喝彩,这使景先生对元寿先生的配合与托衬很是感动。演出后则对元寿先生再三致谢,连说:“让兄弟你受累了,兄弟的这份情义,我这辈子也忘不了啦!”元寿很爽快地说,咱们一是缘分,二是难得舞台上的默契,更是哥儿们间的交情和缘分。

  从天津、济南演出后回到北京,景先生参加了中国京剧院,他们合作的机会就少了。后来景先生继续向侯喜瑞先生和钱宝森先生求教,说明他在艺术上真正是精益求精的。他在戏班中,在剧团里,在角色安排,演出待遇上,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确实做到了“让艺术压着钱”,而从没有让“钱压着艺术”,这是戏班的一句老话,表现了一种崇尚艺术的宝贵精神,如果说切实做到这一点的,景先生堪称楷模。所以梅兰芳、梅葆玖父子也经常特邀景荣庆先生配演一些剧目,特别是《穆柯寨》的焦赞等等。元寿由衷佩服他的艺术,更佩服他的人品,但是一晃三十年也没有在舞台生再次合作的机会。

  幸运的是在他们年逾古稀的时候,又多次得到合作的机会,一起演出了《阳平关》《连环套》《失·空·斩》等剧目。为了提携后代,景先生还陪元寿的孙子正岩一起演出了《阳平关》和《失·空·斩》,使元寿特别感激。同时元寿也感到景先生的艺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扮演的曹操一出场,就俨然是魏武王的威仪,而且没有一点火气,真是不怒自威。别看这一个出场的火候,那可是多少年修炼的结果呀!您看他往台口一站,准备打时,竟然气压全场,鸦雀无声,这种震慑力,今天能有几人?然后,他的念白,字字千钧,震撼全场,这样的曹操真是空前绝后,谁能不信服呢?(待续)

咚咚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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